保马论|康凌｜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
北京联盟_本文原题：康凌｜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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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关注的是1930年代初以中国诗歌会为代表的左翼诗歌朗诵运动 。 在当时语境中 ， “诗朗诵”意味着“一种作为听觉经验与声音现象的诗” 。 不同于视觉图像 ， 这种诉诸于声音和听觉的艺术 ， 深深地与“身体”相关联 ， 而没有沦为某种固定的文类 。 这种“身体”并不是市民阶层的身体 ， 不囿于个体的欲望 ， 而一直“向下” ， 努力重新打开广大人民的“劳动的身体” 。 这种诗歌实践 ， 既与革命的政治任务相勾连 ， 又不是某种宣教式的、灌输式的艺术；既求助于歌谣小调等传统文艺 ， 以期动员更多的人民 ， 又时刻警惕其成为简单的娱乐 。 可以说 ， 作者为我们了解左翼的诗歌抒情传统提供了诸多的启发 。
需要注意的是 ， 受西方“声音研究”的影响 ， 左翼的诗歌传统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中 ， 其论述空间得到了扩大 ， 但如何与以往的左翼文学研究传统进行更深入的对话 ， 仅仅依靠某些术语、概念是不够的 。 如何深入动态的社会历史中 ， 以获得理论阐释的生命力 ， 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
本文节选自《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一书的绪论 。 感谢作者康凌老师授权保马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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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凌《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
绪论：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
文/康凌
革命如何面对身体？
尽管作为一种公共性的诗歌表演活动 ， 诗歌朗诵运动的发展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才真正达到高潮 。 但对这一主题的系统性的理论研讨与创作实践 ， 却应以1930年代初的中国诗歌会为其先声 。 《新诗歌》的第一卷第二期上便刊载了任钧的《关于诗的朗读问题》一文 ， 其中 ， 他将诗朗诵运动称为“我们的新诗歌运动上的一个飞跃的突进” ， 并热切地呼吁诗人们“一同来讨论、实践” ， 使这一运动能“一日千里地发展下去” 。
需要注意的是 ，在1930年代初的左翼诗论语境中 ， 诗朗诵与朗诵诗并不指向——或者说尚未构成——为我们当代读者所熟悉的那种特定的、形式化的“文类” 。 任钧等人以“诗朗诵”的话头所谈论的 ， 毋宁说是 一种作为听觉经验与声音现象的诗 ， 以此区分于作为书写文本与阅读对象的诗 。 （当然 ， 这种朗诵同时也必然是公共的、面对一个匿名的、集体的听众的人声展演 ， 因此 ， 它也区别于早先那种文人沙龙式的、私人间的诗歌朗诵与交流 。 ）由是 ， 对于诗朗诵的讨论常常显示出某种跨文类倾向 ， 它不仅包括最常见意义上的诗歌的人声朗诵 ， 也包括歌谣——即下文将要讨论的“歌谣化新诗”——的演唱 ， 乃至更之后对大众合唱诗、诗剧等形式的提倡和创作 。 在这里 ， 作为一种包罗甚广的“泛文类”的诗朗诵提示我们反思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第一 ， 日后那种作为特定文类的诗朗诵的观念是何时出现的？诗朗诵（以及歌谣、合唱诗、诗剧等）是何时、如何被区分出来并且文类化的？第二 ， 左翼诗人在这些不同形式的诗歌人声表演中所辨识出的某种共通的、一贯的诗学可能性是什么？不同文类间的演进兴替是否具有某种关联性的文化逻辑？或者更简单地说 ， 为何要将作为听觉经验的诗区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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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钧《冷热集 新诗话》
前一个问题需要在更长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 ， 而后一个问题 ， 则正是当时的左翼诗论所关注的焦点 。 在任钧看来 ， 诗歌朗诵——作为听觉形式的诗歌及其各种具体展演形式——兹事体大 ， 因它与左翼力行的文艺大众化方案息息相关 。 他列举出诗朗诵的三重特点：（一） “直接的感动性” ， 即与文字相比 ， 言语要更为“具象化” ， 因而 ， “富于情感之起伏”的朗诵诗将更“容易感动人家”；（二） “大众的普及性” ， 即面对不识文字的大众 ， 朗诵诗可以“从耳朵灌注到大众中去” ， 以遂行左翼的“文化教育”；（三） “集团的鼓励性” ， 即相对于视觉（读文字）而言 ， 听觉的传播受到的限制要小得多 ， “在同一的时间中 ， 却可以对着几十几百几千甚至几万的大集团朗读 ， 获得组织上的效果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