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论|康凌｜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 二 )
由于效果（更易感动）、方式（从耳朵灌注）、范围（大集团）上的三重优势 ， 诗朗诵被视为文艺大众化的当然利器 ， 成为贯穿中国诗歌会历史始终的重中之重 。 在创作朗诵诗之余 ， 他们还举办研究会 ， “好好地把有关朗诵诸问题作过详尽的研讨” ， 而且“利用各种机会试行朗诵” 。 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别开生面的诗歌实验与诗学研讨 ， 并为诗朗诵在抗战期间、新中国成立之后 ， 乃至新时期至今的实践导夫先路 。
对于中国诗歌会而言 ， 诗朗诵运动的意义在于“使在当时差不多已经完全变成了视觉艺术的新诗歌 ， 慢慢地还原为听觉的艺术”。 这里 ， “视觉”与“听觉”的区分当然并不简单地意味前者以无声默读 ， 后者以有声朗诵 。 对左翼诗人而言 ， “能朗读 ， 通俗 ， 大众化”的诗歌才有能力“击破神秘的、狭义的 ， 个人主义的小道 ， 开展出集团化的 ， 大众诗歌的坦途 。 ”也就是说 ， 这里牵涉到的是对诗歌的某种根本的存在意义的重新认识 。 任钧写道：“从诗的本质上说来 ， 诗并不是为了眼睛 ， 而是为了耳朵而创作的 ， 也就是 ， 正如英国诗人Bottomley所说：‘诗歌必需能够被人们朗诵 ， 被人们听得见 ， 才算得上是健全的诗歌 。 ’”反之 ， 作为“视觉艺术”“哑巴艺术”的诗歌“失掉了诗的特质” ， 无法“出现在群众之前”来“普遍”而“有效地”发挥其“武器性” 。
在诗歌大众化的理解框架中 ， 左翼诗人对“听觉”效果的重视常常被论者视为“文学（诗歌）的政治化”的典型案例 。 【……】然而对于左翼诗学论者而言 ， 作为“视觉艺术”的诗歌所缺乏的并非其政治性 ， 而恰恰是“诗的特质” ， 是某种使诗成为诗的形式健全性 。 换言之 ， 通过听觉与视觉这一分殊 ， 左翼诗学提出了一整套不仅是关于诗的政治 ， 同时也是关于诗的形式技艺的论述 。左翼诗人在大量诗学讨论与写作实践中所体现出的对诗歌文本与音响形式特性的悉心经营与反复打磨 ， 使得对左翼诗歌的探讨 ， 无法被过于平滑、顺利地收编到对左翼政治意识形态的探讨之中 。 左翼的诗艺不应被化简、抽象为左翼的理念 ， 因为诗人对诗歌的形式技艺的考量 ， 常常独立于对其“内容”的推敲 。 因而 ， 对于诗歌语言的物理的、声学的物质性的分析（以及对于这种物质性的生物—生理知识基座的勾勒） ， 也无法被收编到对诗歌的主题、语汇 ， 和意识形态信息的阐释中 。 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曾提醒我们在诗歌研究中广泛存在、根深蒂固的“内容偏见” ， 即“读者过分关注诗歌‘可释义’的方面 ， 过分关注貌似简单直白、可复述的语义信息 。 ”内容偏见忽视了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的不透明性 ， 并将诗歌简化为其语义信息 。 对于文学的这种“信息化”（informationalization）处理正是弗雷斯特-汤姆森（Veronica Forrest-Thomson）所批评的“糟糕的自然化”（bad naturalization）：其中 ， 诗歌形式层面的技艺创获被扼杀 ， 并被改造、转译成广义的诗歌之“意义” ， 转译成“对于非语言的外在世界的某种陈述” 。 诗歌仅仅提供信息 ， 形式被简化为主旨 ， 技艺的价值被取消 。
但是 ， 如果诗歌形式可以被简化、收编为对意义和主旨的复述 ， “这些诗人到底为何煞费苦心地构造长度一样、押韵 ， 且排比的短语呢？或者 ， 反过来说 ， 读者是否能够只考虑其作品的内容 ， 完全不考虑其显而易见的形式特征？”柯雷问道 ， “为什么艾略特不只是说一句‘生命好像很虚空’ ， 而非要写下《荒原》一诗呢？”同样地 ， 我们也大可提问 ， 为什么1930年代的左翼诗人们不只是说一句“打倒日本鬼子” ， 而非要与那些麻烦的形式与修辞问题苦苦周旋呢？赵心宪曾以朱自清的朗诵诗理论为样本 ， 提出了朗诵诗写作中的建行问题 。 在他看来 ， 抗战朗诵诗的“多顿挫”的建行方式 ， 凝结了其诗歌表现与口头表演的张力 ， 指向了“诗的语言”的文体新形式 。 这类论述为理解左翼诗歌的形式问题提示了重要的方向 ， 并要求我们对诗歌形式本身做出政治的、历史的分析 ， 以此纠正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或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所存在的某种只谈革命不谈文艺 ， 只谈民族不谈形式的倾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