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论|康凌｜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 五 )
具体而言 ， 本书意在展现一种以阶级与劳动的概念为核心的革命身体观 ， 是如何在对现代性知识论体系的转译和改造的基础上被构建起来 ， 并被转化为有效的文艺实践策略与文本创作成果的 。 因而在下一章中 ， 我将首先尝试对左翼诗歌的节奏理论进行一个初步的勾勒 。 在我看来 ， 左翼诗人对节奏的功能的讨论 ， 蕴含着对于诗歌节奏之起源的一种独特的、超越于诗歌文本形式领域的论述：即诗歌节奏起源于人的身体经验 ， 尤其是人们在劳动行为中的身体经验 。 准此而言 ，“好的”诗歌节奏应当能够触发听众—劳动者的身体记忆的共鸣与呼应 ， 并由此建构起诗歌的“可复述性”（iterability） ， 使得诗作能够在潜意识层面被劳动大众不自觉地记忆、复述 。 在这个意义上 ， 诗歌节奏的处理不应属于某种个体的、风格化的实验 ， 事实上 ， 对左翼诗歌节奏的打磨成为一项重要的集体事业：左翼诗人们致力于发掘、恢复埋藏在劳动者的社会—身体经验中、并为这种经验所建构的“自然的”身体节奏——“大众歌调” 。 经由对诗歌音响节奏的打造 ， 左翼诗歌文本不仅将在主题与内容上反映劳苦大众的日常经验 ， 更为根本的是 ， 其诗歌节奏本身就是集体的、劳动的身体的节奏 ， 因而召唤着集体的、政治的身体共鸣及其感官形式 。
中国诗歌会的身体技术不仅回应着1930年代包括战争与革命在内的政治与历史语境 ， 它同时也建基于一个特定的认识论框架与技术史谱系 ， 它既内在于 ， 又试图超克现代以降关于身体与节奏的认识论传统 。 对于这一传统的追溯将把我们引向一系列最晚至19世纪开始就支配着现代人关于身体、声音与文学之理解的基本知识体系及其跨国、跨领域传播 。 左翼诗朗诵（乃至很大一部分现代诗歌）的运作 ， 也只有在这一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才得以成立 。 本书第三章试图以“节奏”为入口 ， 勾勒这一谱系中的若干关节 。 事实上 ， 关于节奏的系统研究自18世纪兴起之后 ， 很快成为一个横跨文学、音乐、语言学、哲学、生物学、生理学、人种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等多个领域的热点问题 。 在这一主题下积累的庞大的经验材料与理论话语不仅成为西方的身体知识、自然观、种族话语与民族意识的隐秘基座 ， 更直接启发了包括荷尔德林、庞德、叶芝等在内的现代主义诗人的形式创制 。 基于生物学与生理学的“节奏学”知识 ， 不仅成为这些诗人以诗歌回应现代文明危机的认识论框架 ， 更决定了诗歌形式与现代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生命政治之间的复杂纠缠 。 重要的是 ， 经由毕歇尔（Karl Bücher）与普列汉诺夫的中介 ， 尤其是后者对生物节奏学的批判与阶级论改造 ， 这套关于节奏与身体的知识成为中国诗歌会诗人们认识诗歌节奏、展开创作实践的基本理论视阈 。 节奏的生理学与生物学 ， 与节奏的社会学与政治学间的互相嵌套与协商 ， 构成了理解左翼诗歌的身体技术的基本坐标 。
本文插图
蒲风《街头短诗》
关于节奏的知识考古 ， 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左翼诗歌中的集体动员、民族形式、政治抒情等一系列核心命题及其背后漫长而复杂的知识脉络 ， 以及它们在1930年代中国的文化政治环境中所经历的改造与衍生 。 换句话说 ， 左翼的身体技术及其本土实践的意义 ， 必须被重新放置在历史性的、跨文化的转译与挪用的脉络中 ， 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呈现 。 在新的认识论框架中 ， 诸多在地的文化资源被重新发现、激活与动员起来 ， 催生出新的实践形式及其可能与危机 。 在第四章中 ， 我将转向左翼节奏话语中最重要的诗歌创作实践：歌谣化运动 。 1930年初 ， 中国诗歌会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歌谣收集与整理运动 ， 其目的是希望借此学习、利用民间歌谣小调的节奏结构 。 如果说1920年代围绕北大与《歌谣周刊》展开的歌谣运动的主要兴趣 ， 在于这些作品如何代表了中国历史上的平民阶层的所思所想 ， 那么对1930年代的左翼诗人而言 ， 歌谣的价值则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取之不竭的数据宝库 ， 其中贮藏着源于劳动者的身体经验的“自然”节奏模式 。 因为在左翼诗人看来 ， 民歌小调的音响结构源于人们最为日常的生产劳动活动 ， 因而保存着劳动大众最为熟习、适应的身体节奏的样式 。 通过研究、抽绎出民歌小调的音响结构并将之应用于自身的诗歌创作 ， 左翼诗人的作品将能够以最为“自然”/有效的方式 ， 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动大众的身体记忆与生理回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