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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接续乾嘉考据传统的杰作——读汤炳正《屈赋新探》( 二 )


二
背诵经典 ， 读书得间 ， 极具问题意识 。
汤老从小就背诵四书五经 。其童子功是我们今天的大多数年青学者所缺少的 。《屈赋新探》旁征博引 ， 四部书籍比比皆是 。多见清代乾嘉考据学派学者著述 。如王念孙、何焯、戴震、孔广森等 。这无疑指示我辈小子以读书门径 ， 亦即来新夏先生所言“读古书当读清人著作” ， 因“清人校读整理古书 ， 为前人揭幽隐 ， 为后学辟捷径 ， 其功至伟” 。
《〈楚辞〉成书之探索》是汤老读书得间、从无疑处有疑的代表作 。《楚辞》编纂于刘向 ， 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 。但汤老追根溯源 ， 加以探讨 ， 发现《楚辞》篇目编排的原始顺序和今本不一样 ， 得出“《楚辞》一书的纂成 ， 既非出于一人之手 ， 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这一结论 。
三
重视“二重证据法” ， 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斟酌吸收”学术前沿成果、海外研究成果 。
王国维指出：“吾辈生于今日 ， 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 。由此种材料 ， 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 ， 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 ， 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 ， 唯在今日始得勾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 ， 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出土文献的登场 ， 能解决历史中的很多问题 。但在汤老这里 ， 出土文献同样适用于解决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像《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一文 ， 为了解决“摄提贞于孟陬”这句话在解释上的分歧 ， 对“利簋”铭文加以考释；发现“解放前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帛书 ， 以夏历为序 ， 其中所标十二月名 ， 跟《尔雅·释天》完全一致 ， 不过文字的形体略殊” 。《〈九章〉时地管见》结合出土文献《鄂君启节》 ， 大致梳理了屈原的流放路线 。
学术前沿的研究成果 ， 汤老非常熟悉 。值得一提的是 ， 汤老不废日人研究 。《〈屈原列传〉理惑》一文自言：“又如日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于屈传‘终不悟也’一段下引日本学者中井积德曰：‘怀王既入秦而不归 ， 则虽悟无益也 。乃言‘冀一悟’何也？’可见此段疑案 ， 不仅古今同感 ， 亦中外一致 。” 又如 ， 《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引用到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的“战国长历” 。古今同感 ， 中外一致 ， 不禁让人想到钱锺书的东海西海 ， 心理攸同 ， 南学北学 ， 道术未裂（《谈艺录》） 。
汤老在引用他人成果时 ， 论文部分往往能够详细标明 。而且善于运用追根溯源的研究方法来梳理学术史 。如《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推算屈原具体生年月日时 ， 罗列清代刘梦鹏、曹耀湘、邹汉勋、陈瑒 ， 近人郭沫若、浦江清、林庚等人的考察 ， 不啻一部生年考察史 。《论〈史记〉屈、贾合传》在挖掘屈、贾思想共同点时 ， 对春秋时代起儒家思想在楚国的传播进行条理 ， 相当于一部楚国儒家传播史 。这些虽属于基本的研究方法 ， 但可以见出汤老深厚的研究功力 。而在追溯学术史时 ， 汤老往往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发展的眼光看待其他人的学术见解 ， 如《论〈史记〉屈、贾合传》中 ， 他特别提到郭沫若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屈原思想研究的差异 ， 认为“郭沫若同志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各见其一端而已” 。这种辩证的评价 ， 实事求是的态度折射出老一辈学者对学术研究的严谨认真的态度和广阔的胸怀 ， 值得后生晚辈不断地学习 。
《屈赋新探》是一部难得的学术经典 ， “非功底扎实而又治学谨严者 ， 是断断写不出这样著作的”（借用张老文熊先生《〈义林〉序》语） ， 后生小子如我 ， 将会常读常新 。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08日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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