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诞辰120周年：他的人生是一部跨世纪的学术史撰文｜汪尧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撰文｜汪尧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并非来得太早，或者来的过晚。

因为步伐，在长期与时间的较量中，

早已深知什么叫做恰好与及时。

——匡宇：《在大地的某个地方——致海德堡友人》

我曾亲身感受过一次伽达默尔在哲学公众中的“效果历史” 。几年前的秋天，我在海德堡大学访学，参加了教授秋季学期第一次公开授课。除了哲学系的年轻面孔，阶梯教室中座无虚席，多数竟是热爱哲学的市民：一群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老人。讲座是关于海德格尔的。讲座的气氛是严肃的，但在某个时刻伽达默尔的名字被提及时，课堂上传来一阵友好的笑声，洋溢着崇敬的气氛：首先，是因为授课者的教席当年属于伽达默尔；其次，一个传统也随之被触及了。

现场体验德国哲学公众的热情和他们对传统的敬意是奇妙的。自1933年以来、1968年之后， “传统”在德国人的生活中也许难免有几分沉重的色彩。相比海德格尔教席的命运，伽达默尔为这一从雅斯贝尔斯手中接过的教席增添了殊荣。但效果史总是有其吊诡之处。伽达默尔的名字，又常常伴随海德格尔之后。即便是在他开创了半壁江山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中，他也总是侧身，让其伟大老师的隆重登场。实际上，哲学人物的这种半隐状态，可能在推崇“原创性”的时代——尽管人们可能对原创性既无确切的说明也无法达成一致——并不罕见，但作为哲学史战场上已经夺得一席之地的人，伽达默尔则显得独树一帜。在汉语学界，《真理与方法》及自传性质的《哲学生涯》早已有了中译本，但与他同时代的人物，尤其海德格尔及列奥·施特劳斯相比，伽达默尔所获得的关注似乎少得多。

好在，今年恰逢伽达默尔诞辰120周年，让·格朗丹这本传记的迻译及时打开了一扇窗口：传主罕见的长寿也使其哲学生涯本身就是跨世纪的德国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