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诞辰120周年：他的人生是一部跨世纪的学术史( 三 ) 撰文｜汪尧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传记提及的一段轶事，有力地证明了来自两位父亲的压力是如何塑造了早期伽达默尔。当1927年他的父亲被癌症击倒时，这位校长将海德格尔请到病床边，希望后者向他证明伽达默尔在哲学上有好的未来。海德格尔肯定了伽达默尔的哲学能力，向他的父亲做出了担保。面对父亲的自我辩护也许一直是伽达默尔哲学生涯的隐秘动力。尤其面对作为精神父亲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很长一段时间都生活在其思想的滋养和阴影之下，以至于声称“我始终有一种该死的感觉，海德格尔在我的背后看着我。 ”

（《伽达默尔传》，第148页。）

迟到的成熟：

自我理解的图像

按照传记的描述，伽达默尔无论如何也不属于以尖锐犀利著称的激进思想家。有意思的是，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伽达默尔根据同辈学者的表现的自我评估和自我感觉，也是如此。不过，他已经开始意识到自身哲学立场及教学方法上的独特性。让·格朗丹精彩地形容了伽达默尔的哲学品格：“立场分明永远都不是伽达默尔的力量所在，在任何立场中，甚至是那些对立的立场中迅速地认识到其真理的核心才是他的力量所在。 [……]人们在这里看到了犹豫和宽容的标志[……]的确，曾经在他周围的都是强大的、多产而自信的知识人士：他的父亲、赫尼希斯瓦尔德、纳托普、哈特曼、沃尔特斯、库尔提乌斯、布尔特曼、弗里德兰德，尤其还有海德格尔。面对如此众多的大师，我们不能理解他成为‘不但……而且’的拥护者，他学会了培养谦逊和无知的博学的美德，后者也成为他哲学的主旋律（leitmotiv）。他后来会说，他的解释学的灵魂在于承认‘他人可能是对的’ 。这一完全苏格拉底式的认识也包含了一个传记学的背景。 ”

（《伽达默尔传》，第157页。）

但与这种理想化的学术环境相比， “政治”这个大他者则对伽达默尔思想的成熟施加了时代的惊骇，对其人格及思想的影响不容忽视。在艰难年代中，伽达默尔的存活与其说得益于犹豫和审慎，不如说是自我隐忍。在1933年-1945年这段德国的黑暗岁月之中，伽达默尔坚持审慎地“不问政治” 。但是，官方机构和大学都直接面临纳粹化的问题，作为一个身在其中并担任公职的教师，伽达默尔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不少令他名誉受损的签名。实际上，伽达默尔与纳粹的牵连，哪怕在中文语境中，也因为理查德·沃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够准确及审慎的话题制造式的过度解读，而变得广为流传。这种解读加固了伽达默尔身上的“保守主义”标签，似乎在他对“传统”的强调中早已深埋着一根倾倒于德意志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引线，甚至由此反证哲学解释学也包含了不光彩的思想内核。让·格朗丹出色地从历史材料和伽达默尔本人的思想发展出发，力图还原和呈现这些行为的历史语境，从而为审视流行意见提供出一种对照。他通过历史材料证明，即便在纳粹统治最黑暗的年代，伽达默尔仍和他的犹太朋友保持了坚定的友谊，甚至与旨在颠覆纳粹政权的政治抵抗运动团体及个人都有所来往，虽然并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