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王冀青: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获取汉文写经之过程研究


古籍|王冀青: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获取汉文写经之过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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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Stein , 1862—1943)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6—1908) , 于1907年从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禄(1850—1931)手中骗购藏经洞出土汉文文献9000件左右 , 包括约3000件完整卷子和近6000件写本残片[1] , 构成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主体部分 。 斯坦因在其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1913—1916) , 于1914年再访敦煌莫高窟 , 又从王圆禄手中购获570件汉文写经 , 再加上沿途零星所购数十件写经 , 构成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重要补充部分 。
关于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敦煌文献的来历 , 笔者已在《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记整理研究报告》[2]、《斯坦因在安西所获敦煌写本之外流过程研究》[3]等文章中 , 根据档案资料披露过详情细节 。 而关于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敦煌写经的来历 , 迄今为止学术界只能依靠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详尽报告书《亚洲服地》[4]中的叙述 , 尚无人根据档案资料加以研究 。 在此 , 笔者试根据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日记、账簿等档案资料 , 对斯坦因于1914年获取600多件敦煌写经的全过程进行初步探索 , 以弥补《亚洲服地》的不足 。

斯坦因于1907年在莫高窟考古期间 , 曾打算从王圆禄手中将藏经洞文物全部买走 。 据斯坦因1907年5月27日日记记录说:“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只购买其中一部分的话 , 将意味着有可能造成大混乱与大破坏 , 我必须竭尽全力地去拯救整个收藏品 。 ”{1}斯坦因甚至考虑过为此目的而愿支付的价钱 , 并让师爷蒋孝琬(1858—1922)转告给王圆禄 。 斯坦因在《塞林底亚》中记录说:“我已经授权蒋氏 , 为了得到这批收藏品 , 假如能够整体出让的话 , 可以答应出一大笔钱(40个‘马蹄银’ , 大约相当于5000卢比;如果需要的话 , 我本来还愿意加倍) 。 ”[1]824按当时每个马蹄银重50两计算 , 40个马蹄银相当于2000两白银 , 该数加倍后应是4000两白银 。 但不知何故 , 蒋孝琬最终未能将此信息传递给王圆禄 。 按斯坦因1914年4月5日日记记录:“他(王圆禄)矢口否认过去曾听蒋氏说过我的一件提议 , 即当时我打算出5000太尔(两 , 应为‘卢比’之误) , 要完整地买下全部收藏品!”{2}结果 , 斯坦因于1907年只能分批买下一部分藏经洞文物 。 斯坦因结束第二次中亚考察后 , 一直惦念着留在藏经洞里的文物 。 而藏经洞文物的命运 , 此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1908年2月14日至5月30日 , 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Pelliot , 1878—1945)步斯坦因后尘 , 来敦煌县考古 。 其间 , 他于3月3—26日在藏经洞里挑选出文物精华数千件 , 用500两白银买走[5]85-93 。 1909年7月10日至10月11日 , 伯希和在北京逗留期间 , 向中国学者展示了随身携带的数十个敦煌卷子 , 并说明藏经洞里仍有大量残卷的情况 , 导致清朝学部于10月5日给陕甘总督府拍发《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 , 请将藏经洞剩余文物收购并解运北京 。 但在官府清点、转运之前 , 王圆禄已将大量藏经洞文物秘密隐藏起来 。 1910年5月 , 官府解运委员将藏经洞剩余文物装入6辆大车中 , 运往北京 。 这批文物从出洞那一刻起 , 直到入藏学部 , 一路上不断被盗[6] 。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日 , 由日本京都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1876—1948)派出的考察队员吉川小一郎到达莫高窟 , 与王圆禄交涉够买藏经洞文献事 。 1912年1月30日 , 大谷光瑞考察队另一名队员橘瑞超(1890—1968)也到达莫高窟 。 吉川、橘两氏逗留敦煌期间 , 先后从王圆禄手中买得大约500件写经[6]109-115 。
中国辛亥革命后 , 斯坦因于1912年11月23日向英属印度政府呈交了进行第三次中亚考察的申请书 。 斯坦因在申请书中初步制定考察计划如下:“我拟于(1913年)8月初离开克什米尔 , 然后走一条经过罕萨的最短的路线 。 这样 , 我就可以得到从1913年10月到1914年3月间的整个季节 , 用于我的冬季战役 , 沿着宽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淖尔沙漠进行考察 。 在从1914年4月到10月的这段时间里 , 我将致力于在吐鲁番、哈密周围以及天山北麓地区进行考察 。 1914年至1915年的这个秋季和冬季 , 还可以用来处理那些需要长期发掘的遗址 。 到了1915年春季 , 我将返回喀什噶尔 , 然后将我的搜集品运送回国 。 1915年6月至9月的这几个月时间 , 特别适合于我在乌浒水(阿姆河)以北的山谷里进行计划中的工作 。 在那一年剩下的几个月时间里 , 我将取道塞斯坦 , 完成返回印度边境的旅程 。 ”{1}根据斯坦因的这份考察计划 , 他并未将甘肃省纳入考察范围之中 , 自然也没有再访敦煌县的打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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