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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学书院|“了解中国，还是要扎根中国本土”( 三 )


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只如此 ， 还有其它问题 。于是我回想自己如何作研究 ， 在作研究时的思路历程究竟是怎样的 ， 我发现我都是套用美国人的方法 ， 而且在作一个题目的时候 ， 我都会有意无意的压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看问题的方式 。 从知识论的观点来看 ， 知识制造业里的学者 ， 他从事研究的时候 ， 会问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从什么角度去研究这个问题、用什么概念去概念化这个问题、以及它形成什么理论 ， 发展出什么方法来 ， 这些都是跟那个人身为自己社会文化的一份子有关 ， 他的思维方式、社会观、价值观念等等都跟他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形成怎样的理论、发展出怎样的方法有关 。 但是我们这边的研究不是这样 ， 我们在作研究的时候都把这套东西给压抑下去 ， 不让它反映在自己的思考过程里面 ， 我们研究的题目跟我们的社会完全没有相干性 ， 对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及生活的了解 ， 也没有多大帮助 。
当时也有学生问我：“ 我们上课用的英文课本所研究的对象或知识都是以美国的知识体系为主 ， 但是他们的文化体系跟我们的差异相当的大 ， 怎么可以一视同仁呢？”
当时只有台大有心理系 ， 我也不敢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因为我们向来以实验心理学、科学心理学为荣 ， 也就是说以跟着外国走为荣 ， 所以我还不太具有信心去讲这件事 。 我不敢跟别人讲说我们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没有有效的、完整的去研究了解我们自己的心理及行为 ， 我们只是一味地套用西方的方法与结果 ， 所以也只能测量到我们跟西方人相同的部份 ， 其它不同的地方则看不到 。
我们跟西方人一样的只有属于人类共性的部份 ， 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中国人还是跟西方有很大的不同 ， 而影响我们生活最大的因素是特殊的部份 ， 所以照以前的研究方法我们根本研究不到什么重点 。 我们只是盲目的套用西方的方法、理论、工具、观念 ， 最后所形成的研究根本是一种西化的心理学研究 ， 所建立的“华人的心理学”也不过是一个西化的华人心理学 ， 这个心理学根本无法反应我们中国人的心理跟行为 ， 我们也不能根据这些东西来改革什么 ， 更不能解决或了解社会问题 ， 提出有效的建议 。 于是我到中研院去 ， 跟一些人类学家接触 ， 告诉他们我的想法 ， 他们也都相当认同 。
事实上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 跟已经有跟人类学家接触 。人类学家在作研究的时候 ， 相当重视当地文化 ， 他们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外国文化 ， 一定要进入到那个文化里面去 ， 甚至娶一个当地人作太太 ， 或嫁给一个当地人 。 他们的研究可能花了一辈子只是在研究一个文化、一个社会 ， 而且都不会是很大的社会或原始的社会 ， 了不起也只能研究两个、三个 ， 一生的学术寿命就过去了 。 所以他们的研究通常都相当的好 ， 他们能够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 用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用当地人的价值判断 ， 懂得当地人的语言 ， 而语言跟思考有相当大的关系 ， 所以他们的研究才能作的那么好 。
但是我们心理学则不是这样 。 所以我找了一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 ， 我们就在民族所研究这个问题 ，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 觉得这是十分必要的 。 那个时候我们的研究称之为“中国化” ， 现在叫做“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 。 后来我到香港大学作心理系系主任 ， 在香港的时候我也找了一些人 ， 例如郑耀基先生 ， 我们开始讨论这些问题 ， 形成一个讨论会 ， 每个月聚会一次 ， 大家都觉得我提出来的问题是对的 ， 而且也应该要思考 。 1980年我们在中研院举行了一个“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 ， 邀请了台湾、香港跟新加坡的华人心理学家 ， 发表了二十几篇论文 ， 后来出了一本满有影响力的书 ， 叫做《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 ， 这本书后来也成了经典 。
第二个阶段“看山是山” ， 但是好景不常 ， 从1968年到1975也不过六七年的时间 ， 就发现“看山不是山”了 ， 发现这个并不是我想追求的心理学 ， 它是洋人的心理学 。 从1975年一直到80年代开那个会 ， 甚至到1981年出书 ， 提倡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后来研究思想史的人称我们为铁三角） ， 当时是李亦园先生、文从义先生跟我三个人 ， 大家在一起做了很多事 ， 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 也继续保持合作的研究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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