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流动性经济学 | 安全资产、新“特里芬困境”与逆全球化——跨越“金德尔博格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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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年作为二战后全球化黄金时期的转折点已基本确立 。
如同水流只有在高低有别的地形中才能形成一样 ， 全球化也必然伴随着某种形式的失衡 。 在一定的边界内 ， 不平衡往往是全球化的必要条件 。 因为 ， 在极端假设下 ， 假如国家是同质的 ， 有同样的要素禀赋结构 ， 处于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 ， 贸易或资本跨境流动不会发生 。 但是 ， 一旦越过某个临界值 ， 不平衡必将带来体系的重构 。
一定程度上 ， 核心国家的意愿和能力 ， 决定了全球化的进程 。 当前无疑是美国 ， 因为二战后的全球化是建立在美元作为公共品 ， 以及美国作为美元的垄断提供者和全球体系的设计者、维护者的基础上之上的 。
美国在享受美元“嚣张的特权”[1]的同时 ， 也承担着维护体系运行之责任和成本 。 某种意义上 ， 这也是种义务 ， 因为她曾是这个体系的最大既得利益者 ， 这为美国充当“世界警察”提供了合理性 。 当权力与责任、收益与成本不对等时 ， 全球秩序便进入非稳态 。
更确切地说 ， 当美国感觉其从该体系中获得的收益小于其付出的成本 ， 或者 ， 当其感觉搭便车者（free-rider）获得了非对称性收益 ， 尤其是搭便车者还挑战了其规则制定权时 ， 美国便不再有激励去维护该体系 ， 甚至会主动破坏其建立的秩序 。
在解释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时期的世界混乱状态时 ， 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金德尔博格认为 ， 灾难的根源于美国和英国的经济与金融地位不匹配[2] 。
一方面 ， 随着制造业和经济实力的衰落 ， 英国向全球提供金融公共品的能力衰减；
另一方面 ， 19世纪末 ， 美国就取代了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最重要的制造业大国 ， 但在金融上 ， 美元尚未取代英镑 ， 纽约尚未取代伦敦 ， 美国未能向全球提供金融公共品 。 毕竟 ， 直到1914年 ， 美联储才成立 。
虽然1925年美元就取代了英镑而成为最重要的储备货币 ， 确立起了金融霸权（埃肯格林 ， 2011） ， 但美国对外奉行的却是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 ， 且直到二战后 ， 美国的金融霸权才稳固 。
所以 ，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 英国是有意愿却没能力提供公共品 ， 而美国却是有能力没意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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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德尔博格是“霸权稳定论”的倡导者 ， 将这种权力与责任不匹配视为全球失序的根源是逻辑自洽的 。 约瑟夫?奈（Nye J.）将其称为“金德尔博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 ， 以描述世界缺少领导者和公共品提供者所导致的混乱状态 。
奈告诫美国人 ， 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 ， 而是示弱 ， 即不愿肩负起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 ， 从而使世界再次陷入失序状态 。
美国二战后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品就是美元 ， 至今无替代品 。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金汇兑本位制 ， 本质上仍然是商品货币制度 ， 黄金-美元平价是美元信用的根基 ， 黄金储备是美国维持固定汇率制的“护城河” 。 所以 ， 它并未彻底摆脱金本位制度的约束 。
特里芬（Triffen ， 1960）认为 ， 世界对美元流动性不断增长的需求和美国维护黄金-美元比价的义务或能力之间存在矛盾 ， 布雷顿森林体系具有内在不稳定性 。 这就是“特里芬困境”（Triffin Dilemma） 。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并未彻底解决“特里芬困境” ， 只是换了一种形式 。 美元与黄金脱钩解开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枷锁” ， 但却打开了廉价货币的魔盒 。 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上涨导致的“滞胀” ， 其次是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 。 美国自身也未能幸免 ， 国内信用的膨胀加剧了金融不稳定 ， 导致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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