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韦伯的“天职”观：我们为何而工作？( 三 )
中国改革开放所实现的财富增长和积累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 其间社会剧烈的变化差不多相当于欧洲三四百年间的经历 。 然而 ， 时至今日我们尚未对那种发生在一代人身上的“前所有为”达到自明的理解程度 。 更为关键的是 ， 隐忧不断出现：很多人开始担心 ， 这样的高速增长是否可能再持续一代人的时间呢？笔者并非经济学学者 ， 自知难以对经济的外在条件和周期做出专业评价 ， 但可以借用韦伯的思路来考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对个人而言 ， 为何要辛劳工作、积累财富？
本文插图
《摩登时代》剧照 。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 ， 关键并非时间 ， 而是人 。 改革开放的一代人曾经体验贫穷和匮乏的滋味 ， 因此一旦外部条件成熟 ， 那种强烈希望摆脱贫困的心理开始发挥作用 。 然而时至今日 ， 下一代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 他们从有记忆起 ， 就不存在匮乏和短缺 ， 而且经济状况蒸蒸日上 。 甚至对一些“二代”“三代”而言 ， 他们的父辈已经为他们挣得了一辈子花不完的财富 ， 他们完全可以不用工作 ， 成为“食利阶层”的一员 。 此时 ， 对他们而言 ， 职业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 ， 而非必须 。
面对这一代新人 ， 似乎有两种不同的可能：一个较为乐观 ， 认为他们将没有后顾之忧 ， 不再需要担忧生计问题 ， 因而可以比前人更加自由、从容地选择未来的方向；另一个则较为悲观 ， 认为他们将困于安乐 ， 由于缺乏动力 ， 会变成一代纨绔子弟 。 对于历史上西方的清教徒而言 ， 宗教以及相伴的职业伦理是在每一代人身上实现的；而对国人而言 ， “财商”和职业伦理几乎从不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 ， 那么就可能出现暴发户的典型问题——急于证明自己的成功 ， 通过购买奢侈品、豪车、豪宅来自我包装 ， 过上纸醉金迷、自我炫耀的日子 。
对改革开放一代而言 ， 真正改变命运的是两件事：一是教育带来的文化资本 ， 二是市场激发出来的市场活力 。 然而 ， 今天这两者似乎都不再能那么“改变命运” 。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阶层固化” 。 只有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外部的保障机制 ， 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 ， 个人才不会沦入“不得不”劳动的境地 。 疲于奔命意味着没有选择的余地 。 没有不劳动的自由 ， 就不会有劳动的自由 ， 更不会出现职业伦理 。
“敬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 。 韦伯的职业伦理可以对实现这一基本价值有借鉴意义 。 如果只将职业视为一种经济现象 ， 那么它的意义就只能是贡献出更高的GDP 。 而韦伯的研究将职业视为一种生活方式 ， 上升到了伦理的高度——找到一份“天职”是现代人安身立命的根基 。 天职不仅是为了养家糊口 ， 而是个人自我实现的皈依、自我认同的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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