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韦伯的“天职”观：我们为何而工作？
撰文｜郁喆隽（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韦伯逝世百年后的今天 ， 当代人的种种困扰仍未逃出韦伯思索的范畴 。
“……他再次表明了是什么东西让他痛苦不堪……领着一份薪水 ， 可是在能够预见的未来却一事无成 ， ……对于我们来说……只有承担一项天职的人才是个完整的人 。 ”马克斯·韦伯的夫人玛丽安妮在1902年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
韦伯的感受似乎和我们自己以及很多身边人的反应截然相反 。 如今大多数人因为工作而焦虑 ， 而韦伯因为无法工作而焦虑 。 如今很多人梦想可以“不劳而获”、云游天下 ， 而韦伯却因为空领薪水 ， 在周游列国途中陷入自责 。 “天职”（Beruf）这个在学术史上打上了韦伯个人烙印的概念 ， 对韦伯而言不仅仅是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 ， 也是他个人生活方式的写照 。 值此韦伯逝世一百周年之际 ， 重温此书和韦伯传记 ， 我们不免再度追问：职业、工作、上班、劳动究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个人如何寻求自己的“天职”？
《永远的现代人——纪念马克斯·韦伯逝世100周年》专题封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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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天职”？
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一文中 ， 考察了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职业伦理诞生的过程 。 在韦伯看来 ， 现代资本主义的职业伦理受到了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一些新教苦行教派的深刻影响 。 他着重分析了加尔文宗特有的“神恩蒙选”和“预定论”观念对信徒生活方式的塑造 。
“职业”（德语Beruf/英语calling）一词不仅具有世俗的经济意义 ， 也具有超越的宗教意义——即上帝交托给个人的使命 。 因此有学者将该词翻译为“志业”或者“天职” 。 依据韦伯的分析 ， 对加尔文派教徒而言 ， 职业的最终目标并非展现个人的成功 ， 而是为了“荣耀上帝” 。 苦行派新教徒一方面不再认为人生的中心在彼岸救赎 ， 充分肯定了此世的意义；另一方面 ， 他们放弃了原先天主教僧侣离群索居的修行方式 ， 而将滚滚红尘中的每一刻均视为“苦行” 。 于是就形成了新教“入世苦行”的独特生活方式 。
即便有文化背景的差异 ， 中国读者对“天职”这个词的理解应该并没有太大的障碍 。 我们都背诵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除却一神论的文化差异外 ， “天职”可以理解为上天交托给个人的事业 。 需要明确的是 ， 今日的中国读者重新来阅读韦伯的新教伦理研究 ， 自然并不是出于宗教信仰的目的 ， 而是尝试从韦伯的分析对自己的当下生活有所反观 ， 并希冀能给予某种参照和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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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不能“什么赚钱干什么”
很多人可能对职业与宏观经济现象的关联并不感兴趣 ， 而会主要在意职业对个人的意义 。 如果将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宗教背景放在一边 ， 韦伯观察到一种现代的“职业伦理”（Berufethik）——它作为一种“纯粹型”（Idealtyp ， 又译为“理想型”） ， 带有如下两个特征：
首先 ， 职业是目的本身 ， 而非手段 。 如今绝大多数人工作（上班）是为了赚钱 ， 而赚钱是为了另一些目的 ， 例如为了养家糊口、消费等等 。 换言之 ， 如今对大多数人而言 ， 无论是工作还是赚钱都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 因此如果有更好的赚钱手段 ， 职业本身是可以随时更换的 。 这样就会出现韦伯所说的“临机劳动” ， 术业无专攻 ， 进而可能出现一种投机行为——什么赚钱干什么 。 而在韦伯看来 ， 职业不仅要带来必要且体面的经济回报 ， 而且要获得一定的社会认可与荣誉 ， 更加需要个人对其内在价值的认同 。
如果只强调其中一端忽视另一端 ， 则会出现两种情况：若不认同职业的内在价值 ， 仅追求其经济回报 ， 那就只是一种单纯的“生计” 。 试想一位医生若忘记了希波克拉底誓言 ， 只看重经济利益 ， 就可能向患者推销价格虚高而无效的药物 。 一个警察或法官若只看重金钱 ， 就可能会徇私枉法、颠倒曲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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