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韦伯的“天职”观：我们为何而工作？( 二 )
前不久 ， 广西南宁周某盗窃电动车被捕后说出一句“打工是不可能的 ， 这辈子是不可能打工的” 。 这则社会新闻无意间透露出一个倾向——职业的内在意义抽干 ， 个人宁可铤而走险、违法犯罪 ， 也要逃避从事正当工作 。 出狱后周某甚至又受到社交媒体的追捧 ， 反映出当代人职业价值的空心化 。 而在欧洲语境中尚且还有传统的宗教道德在起作用 ， 职业并不是不择手段的幸存者游戏 ， 它必须经得起上帝的审判 。 反之 ， 如果职业中只讲求认可与荣誉 ， 无法获得经济报偿 ， 则会沦为义务或者慈善行为 。 这样是难以长久持续 ， 也是反经济的 。 在韦伯看来 ， “没有理念的物质利益是空洞的 ， 但没有物质利益的理念则是无力的 。 ”
【新京报|韦伯的“天职”观：我们为何而工作？】
本文插图
《摩登时代》剧照 。
其次 ， 韦伯意义上的职业要克服“知足”心态 。 韦伯在对易北河以东的农业劳工以及德国西部纺织厂的考察中 ，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计件工资提高之后 ， 很多工人的产量反而下降了 。 也就是说 ， 很多工人在赚到一定数量的钱之后就知足了 ， 不想再劳动了 。 韦伯将这种知足心态称为“传统主义” 。
在人类已知的历史和文化中 ， 从来就不缺乏特别贪婪的人 。 但是在韦伯看来 ， 贪欲绝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 。 他心目中的资本主义英雄人物是工人、小业主、实业家 ， 他们通过不眠不休的劳动、不断提高的生产效率 ， 来增加收入 ， 而从不知满足 。 一旦获得了超出常人的收入和回报之后 ， 他们也不会安于享乐 ， 更不会痴迷于奢侈品消费来提高所谓的“身价”、满足虚荣 ， 而是会继续投入殚精竭虑的新劳动和生产过程中 。
1904年韦伯在美国的旅行 ， 让他看到了清教徒们的勤勉 。 受到宗教迫害后 ， 他们背井离乡 ， 没有携带任何资本 ， 举家来到新大陆 。 但是 ， 清教徒通过克勤克俭的劳动和强制节约 ， 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原始资本 。 因此 ， 韦伯将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凭借个人努力、白手起家之人 ， 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人格化代表 。 无论日后取得多大的成果 ， 他们都认为自己只是财富的“管家” ， 而最终的拥有者是上帝 。 直到今日有统计数据显示 ， 新教徒家庭的储蓄率要比天主教徒高 。 较高的储蓄率也使得新教家庭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 在经济上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 一个绝对的他者 ， 创造了一种“不合理”生活方式 。
很多东亚学者尝试用亚洲的经济起飞来挑战韦伯命题 。 他们指出东亚人是勤劳和努力的 ， 但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上述职业伦理的两个核心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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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二代们”还能坚持创业吗？
韦伯在其新教伦理研究中 ， 为现代资本主义诞生这一宏观经济现象找到了微观的心理动力 。 对其结论的有效性 ， 学术界有不少讨论 ，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这个问题放置到中国语境里来：过去三四十年里中国经济腾飞的心理动力是什么？中华民族一向以勤劳著称 ， 是否也发展出了某种职业伦理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 ， 我们有必要明确一点：延续韦伯的思路可以看到 ， 害怕、逃避穷困和积极追求财富在经济统计上似乎表现为同一件事情 ， 但是对个人而言却有天壤之别 。 从事一项韦伯意义上的“天职”要出自个人的内在选择和动力 ， 而非受到外在的压力或强制 。
东亚社会经常呈现出加班现象 ， 究其原因可能并不是因为员工特别勤勉而乐意加班 ， 而是因为尊重上级（权威）、不敢直接拒绝 。 这和韦伯所说的“合理化”是背道而驰的 。 任何缺乏内在动力的社会行动 ， 都需要进行有效动员 ， 要么通过经济激励 ， 要么通过价值上的肯定 。 但在东亚社会否定式惩罚机制似乎更为有效 ， 例如经济上的惩罚或者人际关系上的疏离 。 笔者认为 ， 前不久在网络上热议的996现象不可能创造出一种职业伦理 ， 反倒是一种职业伤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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