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不写乡村,不代表一定要写城市 | 阿乙( 二 )


在实际生活中 , 我已经失业六年 。 如今 , 我感觉自己在文学上也濒临失业 。 时代似乎在抛弃我们这些生在乡村、长在县城、寄居于城市然而从精神和生活上都无法自如地融入城市的作者 。 我在城市生活已有十八年 , 然而却非常少地以城市为写作标的 , 或者以城市为写作背景 。 不是我不想写 , 而是我写不来 。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我在这十八年的城市生活里少于主动出击 , 深入生活现场;二、在乡村 , 我有大量可以掌握的人 , 在城市 , 大量的人我不能够去掌握 。 在乡村 , 人们的生活和性格趋于简单 , 偏近于漫画 , 容易典型化 。 在城市 , 人更像是无法解释的深渊 。
对城市文学 , 我的了解也极为有限 。 我想它是一个庞杂的概念 。 有时候它是纳博科夫式的 , 有时是卡佛式的 , 有时是王朔 , 有时是张爱玲 , 有时是已故作家荆永鸣所呈现的模样 。 很多人都在塑造它 。 但因为城市不是我的故乡 , 使我在进行城市文学创作时处于完全的落后状态 。
格非|不写乡村,不代表一定要写城市 | 阿乙
本文插图

问:新的文学舞台会在什么地方建立起来?
答:这几年 , 我的写作一直处于悬停状态 , 缺乏突破 。 一度我想重演前十年的过程 , 从短篇写起 , 写到中篇 , 以长篇告结 。 对我这样的强迫症患者来说 , 重新来过总是会带来激情 。 但是这一次的激情未能持久 。 最近 , 在写作中途 , 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对所写之物的轻微的厌恶 。 之所以还往下写 , 是为了结束它 。 我感受到自己和所写的小说之间的分裂 。 这种分裂过去也有 , 只是感受不如今天这样强烈 。
将文学分为“乡村文学”和“城市文学”是一项创举 , 但其实对我形成认知障碍 。 一度我注重于叙事技巧、叙事结构、叙事圈套 , 想以此来抵消自己在“城市文学”创作大潮中的弱势 。 有一天 , 也许就在今年(2019年)十月 , 革命性的发现出现了 。 我发现自己可以绕过这种地理式文学划分所设置的障碍 , 进入到另一个巨大的创作矿床 , 进入到另一种丰沛的自由中 。 这种发现来自于我对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重读 。 上一次阅读没有进行完 , 这一次我打算读完它 。 我看到普鲁斯特研究者安德烈·莫罗亚这样划分文学:一种是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的 , 把外部世界作为自己写作的领地 , 旨在描绘整整一个社会;一种是普鲁斯特式的 , 人的精神重又被安置在天地的中心 , 小说的目标变成描写为精神所反映或歪曲的世界 。
莫罗亚说:普鲁斯特不是从广度 , 而是从深度开挖他的矿脉 。
我意识到在过去 , 我或多或少地走在巴尔扎克的路上 , 将自己当做一个客观的社会描写者 。 随后 , 在2019年12月2日****对格非教授的采访里 , 我看见一个有点相似的划分 。 格非教授说:“今天大部分小说是审美、智力或娱乐的游戏 , 如何呈现生活的真知这一点被屏蔽了 。 所谓生活的真知 , 指在写一个人物时 , 作家应该调动真正的经验 , 即自传性 。 或者说 , 要能从小说里看到作家自身的精神内涵、追求 , 作家自己的的痛感和对生活的理解 。 ”我一直热爱中国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 , 这其中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同时做出表率的是格非教授 。 我从他身上汲取营养很多 。 这一次也是这样 。 那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 新的文学舞台在什么地方建立起来?它应该向内转 , 变得和作者更紧密 。 作者不再仅仅是一个资料和社会新闻的搜列者 , 他从此可以将更多的精力运用到他精神上所念念不忘和耿耿于怀的东西上去 。 他有必要用手电筒将发生在自己历史上的事重新探照一遍 。 他的目标是“通过一个人的一生和一些最普通的事物 , 使所有人的一生涌现在他笔下” 。
简而言之 , 一个全能的写作者结束了 , 一个精神上的自视者将要出现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