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海辛：对“大分流”问题的思考
对“大分流”问题的思考文/范海辛（一）所谓“大分流”是指东西方社会在发展上的差异 ， 即 ， 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 ， 东西方社会出现了明显区别——东方停留在原地不动 ， 西方快速跑到了前面 。 熟悉世界历史的一般都把1500年（16世纪）作为那个时间点 ， 因为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 ， 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 历史学 ， 尤其是中国人的历史分期 ， 也把16世纪到19世纪作为近代史阶段 。 马列学派的 ， 则把1500年作为资本主义开始的元年 ， 按照他们的算法 ， 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已有500-600多年的历史了 。之所以思考大分流的问题 ， 在于网友最近提到的两本书：1）《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作者 ， 美国汉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2）《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 作者 ， 王国斌（R. Bin Wong）和罗森塔尔（Jean Laurent Rosenthal） 。 介绍这个问题的是第二本书的汉译者周琳 ， 其所著文章为：《从“大分流”到“大分流之外”——大分流之外述评》(该文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4期 ， 以下所引如无说明均出自该文) 。我比较早就关注大分流的问题 ， 对彭慕兰的结论颇不以为然 。 现借周琳先生一文 ， 在此谈谈我对此问题的思考 。彭慕兰一书的汉译者写到：“18世纪以前 ， 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 ， 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 ， 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 ， 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 ， 分道扬镳 ， 距离越来越大……”不少东西方的文化人类学者都认为 ，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 ， 东西方的文化模式就开始了“大分流” ， 更有哲学家K.T.雅思贝尔斯为此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 ， 即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这段时间 ， 古文明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 大致可分为西方（包括希腊罗马和希伯来）、波斯、印度和中华这四个地区 。 文化人类学建立了文化模式 ， 多数学者赞同 ， 以两希文明为标志的西方文化属于理性主义文化模式 ， 其余的都属于经验主义文化模式 。所以彭慕兰提出的“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的结论明显违背常识 。 他认为 ， 西方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的观点 ， 也同样毫无根据 。 这个内生优势我以为至少有两点：第一是科学 ， 第二是理性的基督宗教信仰；严格说来是西方文明的四柱：基督信仰 ， 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文化 ， 古罗马法 ， 日耳曼人的自由传统 。著名者学家K.波普尔在《西方信仰什么》的讲演中欲图说明理性主义是西方的重要信仰 ， 他说：“尽管现今大多数知识分子轻蔑地看待那些（指理性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哲学－引者） ， 然而理性主义至今是西方缺之甚至便不能存在的观念 。 因为我们的西方文明的最大特征莫过于它与科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事实 。 它是产生了自然科学并且这种科学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唯一的文明 。 但是 ， 自然科学是古典希腊哲学家 ，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理性主义的直接产物 。“……西方文明从历史上说主要是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那种理性主义思想方式的产物 。 每当我们谈到西方 ， 无论是施本格勒的西方还是我们的西方 ， 我们心中想到的主要是在我们西方传统中有一种理性主义成分这个事实 ， 在我看来 ， 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 。“在试图解释理性主义时 ， 我的动机不仅是要把自己与某些时髦的反理性主义运动相区别 ， 而且想尝试把屡遭漫骂的理性主义传统置于你们面前 ， 这个传统如此决定性地影响了西方文明 ， 以致人们很可以把西方文明描述为理性主义传统起着支配性作用的唯一文明 。 ”（引自《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96年10月版 ， 范景中、李本天译）（二）如果文明的分流的确如雅思贝尔斯所言发生与轴心时代 ， 那么在此之前 ， 人类各地的古文明与古文化又是何种状态呢？在这里先要交代一下文化与文明的区别 。 我对文化的定义：文化乃人类存在的方式 。 这是一个广义的定义 ， 狭义的定义则是观念 。 或说文化可分为三种形态 ， 1）器物；2）制度和语言文字；3）观念 。 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 在考古学家看来 ， 某种文化是否进入文明阶段主要看这三个标志：1）政治性的建筑（城墙、宫殿和公共性的纪念物以及祭坛、神坛等） ， 2）冶金术与金属工具和武器 ， 3）文字 。古文明早期 ， 也就是公元前800年之前 ， 分处各地孤立发展的人类文化与文明大致雷同 ， 并无显著差别 。 我认为 ， 在这个时期人类的观念可以用唯我主义（egotism）名之 。 即 ， 由于原始人不了解自然界运行的规律 ， 只能以自己为主体来理解客观世界 ， 把自己当想象与猜测投射于外界事物并由此形成的一种观念 。 具体而言表现在四个方面：1）认识上的经验主义；2）伦理上的自我中心主义；3）信仰上的多神信仰、偶像崇拜或者是万物有灵论；4）政治上的集体主义 。上述四点不仅在轴心时代之前是各个孤立的文明/文化点的普遍状况 ， 即使在今日许多偏远地区仍是如此 。为何会如此 ， 难道他们有个共同的老师吗？公元800年前 ， 人类刚刚进入文明 ， 散居世界各地孤立发展的人类族群 ， 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老师 ， 如果一定说有 ， 那么这个老师就是人类的动物本能 。 所谓文化就是对本能的超越 ， 而在文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文明 ， 更是对本能文化的超越了 。1、认识上的经验主义为何我要把认识论作为人类文化/文明的第一要素来考虑？因为认识/认知是人类文化的“生殖器官” ， 认识观念的不同 ， 是文化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 人类都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 ， 所有的动物如果有思维能力的话 ， 都是经验主义的 ， 尤其是哺乳动物 ， 都会对重复发生的现象进行归纳 。 譬如一只躲在房屋墙洞里的老鼠 ， 它离洞出来觅食 ， 一般而言有三条路 ， 第一贴着墙壁往右 ， 第二往右；第三不靠墙 ， 出洞直走 。 但第三种选择明显不如靠墙走的保险 ， 所以一般只有左行右行 。 如果这只老鼠第一次右行找到了食物并且安全返回 ， 那么第二次出洞一定还是选择右行 ， 这就叫“路径依赖” 。巴甫洛夫对狗所做的条件反射实验也说明了这个问题：狗会对重复发生的现象进行归纳 ， 在归纳的基础上进行联想 ， 然后产生了条件反射的神经机制 。 动物如此 ， 人也是如此 。 哪怕一个不识字的野蛮人也懂得对经验现象进行归纳 。 所不同的是动物只会归纳 ， 不会分析 。 分析是一种理性能力 ， 需要抽象思维 。 但是人类早期理性思维能力较弱 ， 理性分析能力是为经验理性服务的 。早期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在其代表作《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中告诉我们 ， 世界各地早期的巫术都有这样两个重要的思维规律 ， 一个叫“相似律” ， 又叫顺势或模拟巫术；第二个叫“触染律” ， 又叫接触巫术 。 所谓相似律的逻辑是“相似即相同” 。 赤豆红枣都是红的 ， 所以吃了能补血 。 中国民间习俗——吃啥补啥 。 手臂骨折要吃猪前蹄髈 ， 下肢骨折要吃后蹄髈；脑子不好吃猪羊脑 ， 腰子不好吃猪羊的腰子 。 原始人甚至相信 ， 我吃了鱼就会游泳 ， 吃了鸟就会飞 。 所谓吃人族 ， 在早期是为了补充来之不易的脂肪和蛋白质 ， 后期则是“相似律”在起作用 ， ——我吃了敌人的心脏就获得了敌人身上的勇气和智慧 ， 等等 。 文革中 ， 红卫兵和造反派对要批判打倒的阶级敌人的名字用红色打上大叉 ， 这也是借用相似律 ， 因为古代中国人认为朱砂能镇邪 ， 某人的名字被朱砂打上大叉 ， 意味着彻底灭亡 。触染律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现象 ， 如果你要诅咒你的敌人 ， 那么用泥巴捏个小人 ， 写上他的名字 ， 然后用针刺、用火烧就能加害于他 ， 使他生病；但这样法力还不够 ， 最好要取这人身上的东西——血液、头发、指甲等物 ， 加入泥中捏成的小人 ， 再写上名字 ， 然后针刺、火烧或扔进屎尿中 ， 这人必会染重病 。 触染律能远距离发挥作用 。巫术的思维方式就是经验主义的 。 而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常现象 ， 因为这是对人类动物本能的一个超越 。 科学就是孕育于理性主义的思维中 。 理性主义的最明显特征就是抽象思维 ， 理性的本质是逻辑 ， 经验的本质是现象 。 人类早期文明多少都有一些抽象思维 ， 但最彻底、最丰富的的抽象思维活动 ， 发生在轴心时期的古希腊 。2、伦理上的自我中心主义上古时期人类必须聚群而居 ， 因为单枪匹马无法生存 。 伦理作为凝聚群体的工具十分重要 ， 就是动物群体 ， 也有群体法则 ， 当然动物的这个法则不叫伦理 。 所以 ， 一当人类脱离动物 ， 每个群体无论多么原始、落后 ， 都有自己的一套伦理规则 。伦理讲的是善恶 。 原始人认为 ， 我部族抢别人的东西是正义的 ， 别人抢我们的 ， 则是邪恶的 。 这一点 ， 在所有的野蛮人群体中均普遍存在 。 西方基督教和中国的儒教在伦理上超越了这个自我中心主义 ， 这就是孔夫子所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金规则 。3、信仰上的多神信仰、偶像崇拜或者是万物有灵论宗教的前身是巫术 ， 但是所有的巫术都是多神信仰与万物有灵的 ， 这些唯我主义原始思维产生的信仰与一神信仰最大的区别在于多神信仰是主观的 ， 而一神信仰是客观的 。 多神信仰来自人的动物本能 ， 他无法理解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 只能以自己的想象投射于客观世界 ， 于是 ， 非常自然地 ， 山有山神 ， 水有水神 ， 自然万物都有超自然的神奇力量 。 但是面对众多神灵 ， 亲近哪个、躲避哪个、疏远哪个 ， 最后要由我来决定 ， 说白了 ， 我就是我自己的上帝 。譬如山神很厉害 ， 经常山崩地裂 ， 有时还要搞泥石流和山洪 ， 那么我就躲到无山的平原上去（惹不起 ， 躲得起） ， 平原上河神也很厉害 ， 经常发洪水淹没房屋 ， 那我就筑房于地势较高之处 ， 让你河神无可奈何 。 掌管降雨的龙王很厉害 ， 那我就贿赂龙王 ， 有时候还献上活人祭祀 ， 有地区甚至献上最为心肝宝贝的族长、酋长的婴孩（杀婴祭祀） 。 总之 ， 在秉持唯我主义的原始人看来 ， 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 ， 那么多的神仙鬼怪 ， 都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他者 。 多神信仰的本质还是离不开唯我主义 ， 他们真正信仰的还是自我 ， 所谓先祖崇拜 ， 也不过是变相的自我信仰 。而一神教则是客观主义的信仰 ， 这种信仰认为 ， 有一个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唯一真神存在 ， 这个神是最完美、最真实、最善良、最正义、也最有能力的神 。 宇宙万物包括我们人类统统都是这个唯一神的创造物 ， 所以我们都是不完美、有缺陷、有罪的 。 在唯一神面前 ， 我们不能自以为是 ， 必须放弃自我 ， 依附于这位神 ， 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救赎、获得自由 。所以 ， 在轴心时代 ， 在普遍的万物有灵和多神信仰下 ， 犹太人的一神信仰是反常的 ， 也是违背人的信仰本能的 。 这就是一个超越 ， 从主观主义的信仰跨越到客观主义的信仰 。4、政治上的集体主义人类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 ， 猿猴属于灵长目 ， 而灵长目的动物都是群居的 。 人类早期也是群居生活 。 一个早期智人 ， 离开族群肯定无法生活 。 鲁滨逊单独一人能在荒岛生活 ， 那是在欧洲进入现代化进程后才可能发生的事 。 所以 ， 早期文明在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的选择上不可能选择个人主义为价值方向 ， 一定是集体主义的 。 西方在这个上面的突破和超越 ， 也不是发生在轴心时期 ， 而是在文艺复兴之后 。 在政治上 ， 中国与西方的差别仅在于小共同体与大共同体之间的区别 。西方的内生优势在于 ， 早在古希腊时期 ， 希腊人（严格说来是雅典人）就发展出了尊崇个人的价值倾向 ， 古罗马继承了希腊的价值 ， 反映在罗马法上 ， 就是对作为自由民的罗马公民个人权利的明确与保护 。 个人主义被作为价值方向是现代性元价值（没有个人主义就没有平等、人权、自由、民主等现代性的价值） ， 西方即使在轴心时代也未能完成对集体主义的超越 。 但轴心时代的两希文明为文艺复兴时代的超越准备了基础 ， 而这个基础在非西方文明中是不存在的 。上述的唯我主义的四个方面 ， 是所有文化/文明在没有出现分流之前的普遍状态 。 这就如怀孕在子宫内的胚胎：胚胎早期 ， 细胞尚未分化 ， 谓之“干细胞” ， 而后干细胞开始分化 ， 变成骨骼细胞、皮肤细胞、血液细胞等等 ， 这就如轴心时代对原始的唯我主义的超越一样 ， 超越了 ， 那就进入现代文明 ， 否则就停留在干细胞这种原始状态 。研究不同文明的分殊、分流、分化 ， 却不知其原始状态 ， 岂非刻舟求剑 ， 误人子弟？（三）中国在社会、人文学科上与西方比较 ， 也是严重落后 ， 所以我国学者对西方学者的理论容易产生迷信 ， 总以为洋人的理论很厉害 ， 是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的 ， 不能轻易怀疑、否定的 。 对于彭慕兰先生的大分流理论就是如此 。 最近看到了网友介绍的《大分流之外》的文章 ， 感到十分欣慰 ， 原来西方学人也有与我观点接近的 。 但我看了此书译者周琳先生的文章后 ， 觉得《大分流之外》还是没把中西文明之间的根本区别讲清楚 。 我以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治学方法上 。西方在社会/人文学科上自A.孔德和M.韦伯后 ， 时兴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 ， 反对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形而上学的思辨的方法 。 我以为这是学术进步的体现 ， 但尤其在上世纪60-70年代白左思潮兴起后 ， 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似有走火入魔之嫌 ， 这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主义 。 按照这种方法 ， 你要说中国秦汉后就是极权统治 ， 它会用实证研究与你抬杠 ， 证明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是“皇权不下县” ， 乡村一直是所谓的“乡绅”自治 ， 是一派的田园牧歌氛围 ， 与西欧的封建社会大同小异；甚至中国的工商业上 ， 也有许多西方无法企及的优势 ， 等等 。按照白左的这种理论 ， 大分流只是出现在欧洲偶然发现了新大陆 ， 获得资源上的优势 ， 比明清的中国先走了一步 ， 从而能携坚船利炮率先打上门来 ， 从而了抑制中国的工商业发育的进程 。 若西方没有新大陆资源的支持 ， 说不定中国在明清后就能先于西方发展出儒家资本主义和现代科技 ， 等等 。 一言以蔽之 ， 彭慕兰这些学者借助实证主义的方法 ， 否认西方有内生优势 。 所谓的加州学派 ， 我估计大致也是如此 。我们如果用树木与森林的关系来比喻实证主义方法与形而上学思辨方法之间的关系 ， 似乎也能说得通 ， 但其缺陷在于给人这样的印象：似乎树木与森林二者同等重要 。 但我以为 ， 整体的重要性高于部分 ， 所以 ， M.韦伯、J.G.弗雷泽、K.T.雅思贝尔斯以及K.波普尔所应用的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可能更为重要 ， 尤其在面对人类早期文明时候 。秘鲁南部纳斯卡荒原上的线条勾勒出的巨大图像 ， 你在地面根本无法察觉 ， 只有乘飞机在300米左右的高空才能发现这些或许是外星人留下的东西 。 人类早期文明的状况就如纳斯卡线条一样 ， 由于一手资料缺失 ， 于是只能根据一个正确的总体观来把握 。 那么这个正确的总体观来自何处？我以为 ， 来自对反常现象的观察与思考 。K. 波普尔曾经有个很好的说法（具体在那篇文章里我记不起来了） ， 大意是 ， 他要学生们观察 ， 学生一脸疑惑——要我们观察什么？也就是说 ， 实证研究 ， 先要有个问题存在脑中 ， 要在实证调查与观察中寻找问题的答案 ， 而后构建起解决此问题的框架 ， 不能让各种现象与信息牵着鼻子走 ， 而是要凭借问题激起的各种猜想所构建的多种框架来进行实证的观察与研究 ， 最后选择一个比较可靠的框架 ， 也就是解释能力最强的那个框架来反复验证 。 可惜 ， 这种方法被现代许多西方学者嗤之以鼻 ， 他们坚信 ， 就是不坐飞机 ， 趴在地上也能发现纳斯卡荒原上的线条画像 。回到对这两本书的评价上来 ， 后面的二位作者显然比彭慕兰的观点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 但还是存在许多问题 。 如汉译者朱琳所言：“《大分流之外》的两位作者认为 ， 中欧经济大分流的确不是偶然的 。 促成大分流的种种机缘和动力 ， 早已埋藏在欧洲和中国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经济格局之中 。 ”按照我的观点 ， 不是埋藏在几个世纪的政经格局之中 ， 而是从轴心时代就分道扬镳了 ， 正如朱琳介绍的 ， 二位作者认为 ， 这是天鹅与鸭子的区别 ， 虽然在幼雏阶段二者难以区分 。 但是他们的结论有点像坐在30米空中的热气球上观察纳斯卡的线条巨像 ， 好像看到了巨像的轮廓 ， 但离在300米空中看到的还是相去甚远 。《大分流之外》还有一个严重缺点 ， 以为用多因素构成的系统来代替彭慕兰的单一因素就能更好解释大分流的原因 。“在过去十几年的大分流讨论中 ， ‘因素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 换句话说 ， 就是将大分流的起源归因于某一种或几种关键性因素 。 如彭慕兰特别强调生态和资源禀赋（煤矿、美洲新大陆） ， 杰克.戈德斯（Jack Goldstone）通特别强调知识传播和技术变革 ， 里格利（E.A. Wrigley）特别强调能源的转换与利用 ， 皮尔.弗里斯（Peer Vries）认为政府行为和国家政策对经济转型有决定性意义 ， 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认为是市场、技术和能源的结合催生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 ”朱琳介绍说 ， “那么《大分流之外》是如何突破这种方法论上困局呢？就是用‘系统’来代替‘因素’ ， 用对政治、经济的结构性观察 ， 代替对个别因素的重点评估 。 在本书的不同章节 ， 作者反复强调这样的思路：欧亚大陆两端迥然相异的政治经济格局 ， 导致机械化的技术革新更有可能发生在欧亚大陆的西端， 而不是其东端 。 促使这两个发生经济大分流的 ， 其实是她们各自的政治进程 。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 必须从中国和欧洲迥然有别的政治结构中去寻找 。 ”历史为何会如此？“因素论”回答是某个或几个因素（地理的、制度的、人种的、宗教的等等） ， 《大分流之外》的两位作者则用N多因素组成的系统来代替之 ， 我认为这个回答还是错误的 ， 就好像你说“历史之所以如此是导致它如此的那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所致” ， 这叫“捣糨糊” ， 还不如说“历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如此”来得干脆 。但是二位作者的这个结论是比较正确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 必须从中国和欧洲迥然有别的政治结构中去寻找 。 ”为何说是“比较正确的”？因为这个回答接近了我的文化决定论给出的答案 。2020-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