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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大分流

作者：维舟新冠大分流
已经有太多人断言 ， 新冠疫情将是一个历史转折点 ， 但它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的转折 ， 会是什么样的转折 ， 转折之后又将如何 ， 这现在都还不得而知 。 这也不是人们有意含糊其辞 ， 而是因为历史性的转变 ， 原本就是要到事后回顾时才能看清楚的——那种影响长达几代人的“长时段”变革就更是如此了 。虽然我们无从设想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如何看待新冠时期 ， 但却可以回望历史——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无法简单类比 ， 但提供了人们在面对危机时如何作出不同选择 ， 这往往决定了此后很长时期里他们所走的道路 。 事实上 ，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所看到的 ， 各国的临时应对往往都深植于自身的政治文化传统 ， 并很可能会不断检验、调整之后成为其主导性的模式 。新冠大分流
很多历史学家都发现 ， 中世纪的封建农业经济在欧洲各地都颇为相似 ， 但1348年的黑死病在无意之中成了分水岭 。 黑死病让整个欧洲接受了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 终结了中世纪公社 ， 但它在各地影响迥异：英格兰和法国的佃农从庄园主手中赢得了更大程度的自主权 ， 东欧的大部分农民却再度成为农奴（reenserfed） 。就历史的大趋势而言 ， 这两条道路可以说背道而驰：黑死病在西欧造成农奴制无法维系 ， 在东欧却强化了农奴制 。 佩里·安德森在其名著《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指出 ， 西欧的绝对主义是对农奴制消亡的补偿 ， 贵族无法完全控制城市 ， 又不得不去适应；但在东欧 ， 绝对主义却是巩固农奴制的手段 ， 其背景则是自治城市生活和抵抗的消失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迥异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原因很复杂 ， 归纳起来 ， 大抵是疫情的冲击程度、民众的议价权和精英斗争的结果 ， 而这往往最终都取决于社会结构本身 。在英格兰 ， 黑死病使总人口从550万暴跌至400万（有些推测甚至认为是跌至250万） ， 公认是英国历史上人口下降最快的时期 。 这对经济造成深远冲击：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翻倍、租金下跌 。 由于西欧的权威分属领主、国王、教会等不同精英 ， 在相互重叠的法律系统下 ， 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也被分散 ， 结果是民众逐渐获得了一点讨价还价的权利以改善自身处境 ， 而劳动力价格攀高 ， 又迫使早期资产阶级想办法去研发机器——又或在海外采取奴隶制 。当然 ， 确切地说 ， 在西欧至少还有一条道路：与英法那种逐渐摆脱旧经济模式的道路不同 ， 同样遭黑死病重创的意大利 ， 重商主义思想则渐渐衰退 。 “财富和贸易的光明前景戴上了淡淡的忧伤 。 ‘没有什么比死亡更确定 ， 也没有什么比死亡来临的时刻更不确定’成了流行的说法 。 商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规避风险 ， 越来越保守 ， 越来越害怕财富会突然消失 。 ”（《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这是一种相对保守的“新思维模式” 。东欧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 可能由于人口密度低、交通不发达 ， 黑死病的传播和伤亡反倒不严重 ， 但更重要的是精英的反应 。 社会学家理查德·拉克曼在《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和《国家与权力》两书中强调：近代早期的东欧和俄国精英“在统治和获取剩余价值两方面都是清楚分割 ， 没有交集的 ， 随着贵族在国家内部的联合 ， 精英内部斗争的基础就不存在了” 。 这样 ， 最终是所有精英都为国家服务 ， 强化了国家对农民的强制 ， “到16世纪末 ， 整个西方都在砸碎或至少放松将农业人口束缚在土地上的锁链；恰恰与之相反 ， 此时的俄国忙着打造前所未闻的沉重锁链”（瓦利泽乌斯基《伊凡雷帝》） 。新冠大分流
这可以看作是对危机的不同反应：是通过广泛的协商、妥协和交换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 ， 还是通过国家力量的强制来动员出社会的全部力量？这两者未必非此即彼 ， 而可能有着不同程度的混合 ， 也不见得是有意选择 ， 倒不如说是既定社会结构下反复博弈的结果 。但这样的道路一经选定 ， 就会造成很强的路径依赖 。 俄历1762年2月18日就废除了贵族强迫服役制 ， 按理本应紧接着解放农奴 ， 但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对此有一句绝妙的讽刺：“虽然农奴制在第二天即2月19日就废除了 ， 但却是在99年后的第二天 。 ”——解放农奴的法令直至俄历1861年2月19日才发布 。即便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 ， 俄国政府在十多年的时间都曾再三发布命令阻挠农民自由流动 ， 因为大量农民迁移使地主无法找到廉价劳动力 。 一旦社会运作深深依赖一套结构性安排 ， 要改变起来是极难的 。 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42年的国务会议上就曾说过：“农奴制是俄罗斯生活中无可置疑的邪恶之物 ， 但我认为要是去触动它 ， 是更加危险的 。 ”文豪托尔斯泰也在1852年的日记中坦率地承认：“农奴制的确是一种罪恶 ， 但它又是一种令人极其愉快的罪恶 。 ”显然 ， 就连他这样富有良知的贵族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优越地位 。这一历史道路深深影响了俄罗斯的历史进程 。 对统治精英来说 ， 这意味着可以对无限的劳动力有着绝对的控制力量 ， 因而像彼得一世可以投入巨大人力 ， 在建设新首都的三年内使15万工人致残或伤亡 ， 也在所不惜 。 米高扬曾回忆 ， 斯大林“知道俄国农奴的主要特性就是特别能忍” ， 因而他的统治方法之一就是打掉精英们的傲气和自主精神 。 苏联时期的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庄因而常被称为“第二次农奴制” ， 直至1991年才在叶利钦手中终结 。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曾解释为何黑死病后“农奴制度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兴起的时候 ， 正是易北河以西地区衰退的时期” ， 他的结论是：“在易北河以西 ， 土地是稀有的生产因素 ， 统治阶层就试图从农民手中夺取土地；而在易北河以东 ， 劳动力较为稀有 ， 只有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才能获得更加丰厚的利润 。 ”换言之 ， 东西欧的精英都谋求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 但遇到的情形、阻力和产生利润的方式不同 ， 而农奴制最终的失败 ， 其实是因为在经济上被证明为低效、浪费、欠缺竞争力 ， 甚至无利可图 。从这个视角来看 ， 或许也可以说 ， 将1000万非洲人贩至美洲为奴的西欧人 ， 是无法奴役本国廉价劳动力 ， 才选择了将黑人作为廉价劳动力来源 。 后来曾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的史学家Eric Williams曾在他那部引发广泛争议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Capitalism and Slavery）一书中论证：最终终结奴隶制的并不是因为人道主义的进步 ， 而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整个系统已经毫无利润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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