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大分流( 二 )
回到我们当下来说 ， 对危机的反应将会使中国走上哪一条道路？人们像当初的意大利人那样保守地规避风险 ， 但物价虽然上涨 ， 劳动力的讨价还价余地却反而小了 ， 不仅工资没翻倍 ， 相反倒要小心自己别被裁员 ， 扔下船去 。 从某种程度上说 ， 当下的中国看起来倒更像黑死病后的东欧道路：一元化的精英结构和相对于社会超强的国家权力 ， 特别能忍的民众 ， 而一份工作就像是当年的土地一样束缚着我们 。当然 ， 这样的类比是不严谨的 ， 不说别的 ， 即便是秦汉以来的中国农民 ， 境况也公认要比欧洲的农奴好多了 ， 毕竟中国的佃农所受的束缚主要是经济的而非法定的 。 但不可回避的一点是：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传统中 ， 对那种“集中力量办大事”式的经济强制的偏好 ， 要比市场体制的调节深入人心得多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意识到 ， 现代职业人的理想类型需要一个动态的经济体系 ， 受一个开放的社会结构保护 ， 而另一个选择则是普遍的官僚政治 ， “未来的农奴制铁笼” ， 这将使“作为一个精神形式的特殊职业意识成为多余之物” 。 自新冠爆发以来 ， 这正是让我觉得值得忧虑的迹象：整个社会的开放性已受到重创 ， 从上到下开始转向一种计划性更强、也更注重依附性和强制力量来推动的模式 。它的轮廓现在还无法完全看清 ， 甚至也无人知道它会不会又生变 。 毕竟要实现铁笼化的全面内部整合需要长期彼此隔绝 ， 但现代社会已经远不像黑死病时期那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 很多看起来会引发深远影响的事件 ， 其实事后看看也最多就是影响了一二十年 ， 连改开至今也不过只是40年 。 不过 ， 我还是深信一点：只要中国无法再保持闭关锁国 ， 那么过多依靠强制性的模式将在经济学意义上被证明为无法最优化配置 ， 不利于发挥出中国人的潜力 ， 最终缺乏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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