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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我的小说就是回应现实的召唤”——访菲利普·福雷斯特( 三 )


“自我虚构”虽然以“我”为视角 ， 但并不是在追寻自我的观点 。 它聚焦的并不只是构成我们生活表层故事的那些事实 ， 也不只是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那些或小或大、或悲或喜的事件 ， 而是更深层的、更难捕捉、更难表达的东西 ， 唯一合适的词语就是法语的expérience ， 它始终是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的唯一目的 ，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真实” 。 在这种情况下 ， 自我消失了 ， 从而导向一个令自我消失而让不可能的真实存在的经历 。 “自我虚构”中的我不再是任何人 ， 却在为文学中的所有人发声 。
问：这也是你创作小说的初衷？
答：我相信小说的创作应该来源于自身的经历 。 从我的第一部小说（《永恒的孩子》）开始 ， 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讲述同一个主题——对逝去孩子的哀悼 。 这样的事情让人难以面对:它令人无法理解 。 我不断地进行文学创作是我忠诚面对失去生命的方式 。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一遍遍地用不同的方式诉说 ， 我的每一部小说其实都是在以不同的形式讲述哀悼的主题 ， 包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消化这种哀悼 ， 以及怎样去体验这种哀悼 。 因此 ， 我的这些每一本都在寻求另一个角度 ， 每一本都在尝试接近不可能的真实 ， 每一本小说都融合了作者亲身经历的故事以及其他故事 ， 例如在《然而》这部作品中 ， 我书写的三位日本作家：小林一茶、夏目漱石、山端庸介 ， 选择这三位作家主要是因为他们都经历过孩子的死亡 。
不必执着于传统,在两种文化之间游离
问：你对日本文学的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我对日本文学关注最密切的时期是1990年代 。 1999年的时候 ， 我获得了日本方面的资助 ， 在日本生活了一年的时间 。 也有幸接触到了很多日本文人 ， 我的一些作品也被翻译成日语 ， 在此之后也不时被邀请到日本访问交流 。 《然而》开篇的日本诗人小林一茶 ， 就是我在这一时期发现的 。
而在此之前 ， 我对日本文学的兴趣始于大江健三郎 。 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 而1995年 ， 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宣布恢复法国在南太平洋海域中断的核试验 。 当时正值广岛核爆50周年 ， 所以大江健三郎作为一个坚定的反核武器、反核试验的战士 ， 十分坚决地抵制希拉克的决议 。 即便大江健三郎深受法国文学影响 ， 对法国文学有着很深厚的个人情感 ， 但在随后的5年里 ， 他几乎切断了自己与法国政府和文人的联系 。 直到1999年 ， 他看到了我写的关于其作品的文章 ， 以及我的两部小说 ， 他才同意与我在东京见面 。 我与大江健三郎的这次长谈从某种意义上讲 ， 是大江健三郎与法国的和解 。 在我看来 ， 大江健三郎的写作也是“自我虚构”形式的 ， 虽然他一直以来并不知道这个概念 。 所以“自我虚构”小说并非开始于法国 ， 而是世界文学共有的一种写作特征 。
问：在《然而》里 ， 对于1900年到英国学习的夏目漱石有这样的理解：“在夏目漱石的生活中 ， 一切都是翻译问题……他就像是追寻一个惟一可以解释所有现象并能同时适用于东西方文学的方程式的学者 。 但这个公式躲着他 。 ”在东方与西方的相互翻译中 ， 夏目漱石充满了无助和困惑 。 你觉得夏目漱石所需求的这个东西方文学互通的方程式存在吗？
答：其实像是夏木漱石 ， 包括大江健三郎 ， 他们都是在东方学习 ， 然后又到欧洲学习西方的语言和文化 ， 他们所处的年代是西方文化优于东方的阶段 ， 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对西方抱有先进性的期待 。 夏目漱石在伦敦学习英语 ， 读了很多英文的著作 ， 但之后他得到的不是领悟 ， 而是不理解和困惑 。 于是他回到日本没多久 ， 就放弃了教书生涯 ， 然后开始文学创作 。 这是在东方与西方对话的过程中都会存在的问题 ， 就像我也在日本生活过 ， 对此也很有共鸣 。 但现如今 ，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慢慢平衡了 ， 所以彼此的沟通也不应该是单向度的 ， 而应该是相互的 。 就像我去书写日本作家的过程 ， 其实也是东西方文化互通的方式 。 夏目漱石的文学作品就是东西方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 包含了东西方文化共同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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