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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导向下的公卫危机，发达国家也无力招架

公卫体系是一个有组织的、必须由政府承担起来的、促进及维护全民健康及生命的集体事业 。 从惨烈的疫情中 ， 人们必须从痛苦中站起来 ， 从根本分析 ， 必须重新建立起1980年代之前几代人奋力争取到的遗产──社会福利制度中的公卫体系 ， 必须督促、逼迫从全民医疗卫生责任退缩的政府重新担起它本来该负的责任 。导语：公共卫生有两大特点︰1、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2、基于人类健康问题 ， 具有“公共性”的内涵——即 ， 健康是深受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影响的——它以社会集体的力量、以促进全人口(而不是个人)的健康为目标 。本号考虑到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 ， 对文内个别语词略有更改 。 感谢陈美霞老师对人民食物主权的支持 。陈美霞：台湾成功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的创所所长 ， 台湾公共卫生促进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 现为常务理事 。 在成大任教期间 ， 开设了很多课程 ， 包括《健康与医疗的政治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与公共卫生》与《意识形态与公共卫生》等等 。 在教学以外 ， 她还积极地推动社会改造 。 2003年“非典”之后 ， 她发起了“公共卫生教育在社区大学”的运动 ， 又建立了“台湾公共卫生促进协会”(以下简称卫促会) ， 推动公卫知识的民主化和培养一些具有批判意识的公卫知识分子与医护人员 。市场导向下的公卫危机，发达国家也无力招架
在疫情蔓延期间 ， 纽约皇后区街头进行后送病患的救护车 | 摄影/REUTERS/Eduardo Munoz/达志影像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肆虐中国大陆之后 ， 又流窜到180多个国家/地区 ， 目前全世界COVID-19确诊病例已超过426万人 ， 死亡近30万人 。 特别令人瞩目的是 ， 几个包括美国、西班牙、英国、俄罗斯、意大利、法国在内的发达国家 ， 对COVID-19的流行几无招架之力 ， 确诊病例及死亡人数目前高于其他国家 。COVID-19的世界流行 ， 无论在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等等方面都造成了巨大影响 ， 难怪联合国认为 ， 这是二战后世界最大的危机 。 COVID-19有如一面照妖镜 ， 让世界各国的种种问题原形毕露 ， 包括：国家的应变能力及治理能力、政府官员的领导能力、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健康不平等、社会分化等问题 ， 以及各国人民的文化差异(例如偏向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种族主义等等 。 当然 ， 这面照妖镜也照出资本社会更深层的问题 ， 如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否可行？资本制度的运行方式是否有其根本的问题？盲目追求经济成长的问题；国与国之间经济不平等问题；如何进行传染病及灾难的跨域治理的问题 。传染病的防治是公共卫生体系的工作 。 一个国家无法有效防治COVID-19的流行及危害 ， 反映这个国家的公卫体系力有未逮 。 究竟 ， COVID-19这面照妖镜照出公卫体系哪种妖?公共卫生是一门经由社会集体的、有组织的力量 ， 是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延长寿命的科学与艺术 。 它有两大特点︰1、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2、基于人类健康问题 ， 具有“公共性”的内涵——即 ， 健康是深受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影响的——它以社会集体的力量、以促进全人口（而不是个人）的健康为目标 。 公卫体系包括预防及医疗两大部门 ， 前者是在健康问题还没有发生之前做的预防性工作(例如 ， 传染病及慢性病还没有发生之前的预防、妇幼保健、卫生教育) ， 后者则是在健康问题或疾病已发生 ， 才加以治疗的工作(例如 ， 感染新冠病毒且在人体内造成严重肺炎 ， 必须在医院治疗;又如癌症等慢性病) 。依照公共卫生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原则 ， 理想的公卫体系应该能有效预防民众生病 ， 因此 ， 一个社会的疾病及健康问题愈少 ， 花在医疗的费用及资源愈少 ， 表示公卫体系预防部门的成效愈好 ， 公卫体系愈不医疗化 。 既然公共卫生体系的使命是以集体的、有组织的力量促进及维护全民的健康及生命 ， 那么它就应该是各个国家政府的责任 。然而 ， COVID-19这面照妖镜让各国公卫体系最致命、最根本的问题原形毕露 。1、当国家公卫体系转向私人资本的风险长期研究各国公卫体系 ， 我想以在这次疫情中受冲击较大的美国、英国及意大利三国为例 。 这些国家早已或正在从公卫体系这个政府本来应该承担的功能及集体责任退出 ， 把本应是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 ， 丢给了私人资本 。 但私人资本投入卫生医疗领域的目的不是促进或维护全民的健康 ， 而是赚取利润 。 而且 ， 医疗商品的提供是个人性的 ， 不是集体性的 ， 是为个别医疗资本家的利益 ， 因此也是没有组织性的 。 私人医疗资本的这些特征 ， 与公共卫生预防为主、医疗为辅、公共性、集体性及组织性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 因此全民不可能依赖私人资本来有效防治像COVID-19这样凶险的传染病 。在过去数十年的公卫发展史中 ， 这些国家从公卫体系的逐渐退出是经由两大政策逐渐完成其历史进程的：其一 ， 是医疗部门市场化 。 它让疾病的治疗与生命的拯救 ， 以“自救”(self-help)为名 ， 变成个人的责任 。 它宣称：个人应该为自己的不幸(如 ， 生病)负责 ， 因此导向责怪受害者 。其二 ， 是将预防部门侏儒化 。 因为国家对预防部门不重视 ， 缺乏对预防部门经费及人力的挹注(即取有余补不足) ， 预防部门只能在极少的人力及资源上做最基本的预防性公卫工作 。 而医疗部门因为私人资本力求不断扩张、不断积累的规律 ， 变成十分的巨大 ， 预防部门也因此相对的侏儒化 。结果是：公卫体系的医疗部门市场化及扩大化、预防部门侏儒化 ， 从而公卫体系全面弱化 。 弱化的公卫体系必然无法有效防治COVID-19这个凶险传染病的流行及伤害 。2、美国：免税推动医疗产业链发大财 ， 政府公卫体系缺人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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