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资天下第一榜上,最不识时务的人最天才( 三 )


有人在政治染缸里兴风作浪 , 也有人对此不耐烦、宁愿去相对简单的军营里为国效力 。 同为嘉佑二年进士的江西人王韶 , 投笔从戎后经略西部边事 。 1074年 , 他率军收复被吐蕃侵占的二十万平方公里国土 , 堪称北宋少有的重大军事胜利 , 连史书都惊呼“宋几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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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有人一心向学 。 早在应试之前 , 周敦颐的弟子程颢对科考就不甚热衷 , 中进士之后倒把大半精力花在自己开创的“洛学”上 。 同样中了进士的张载 , 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就辞官归家 , 开创“关学”一派 , 说出“为天地立心 , 为生民立命 , 为往圣继绝学 , 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来(张载号横渠) 。 他们的学问做得如此高山仰止 , 致使本是同榜进士的朱光庭和吕大钧 , 都心甘情愿地改执弟子之礼 , 做了他们的学生 。
苏轼苏辙则在嘉佑二年的殿试之后 , 又经过了两次考试 。 一是考京都部务 , 二是考“制策” , 即坦白指出朝政之弊 。 二苏的文章令仁宗大为满意 , 以致于散朝后高兴地对皇后表示 , “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 ”
仁宗只说对了一半 , 苏辙后来确实做了宰辅 。 嘉佑二年的进士中 , 多达九人身居宰相之位——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林希、曾布、张璪、章惇和苏辙——唯独才气最盛、文名最著的苏轼终身与宰相无缘 。 不为其他 , 只因为他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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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要做多大 , 城府就要有多深 。 苏辙比兄长要沉默慎言得多 , 所以官运也就跟着亨通得多 。 苏轼天纵聪明 , 但也因此而不适应官场规则 , 常常得罪人——得罪人也罢了 , 他最大的硬伤 , 在于保持独立、不肯钻营和拉帮结派——这才是官做不大的根本原因 。
王安石上台 , 苏轼看不惯他变法的急于事功逼迫百姓 , 所以被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打压 , 而打压者不乏他的同榜进士 。 谄媚吕惠卿的邓绾 , 一向都是弹劾苏轼最起劲的官僚;与曾巩和苏氏兄弟都过从甚密的林希 , 写贬斥二苏的诏令时 , 行文却极为险刻;张璪在凤翔时与苏轼同事两年把臂交游 , 结果乌台诗案一起 , 张璪却蓄意要致他于死地 。
等到王安石失势 , 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尽废新法 , 苏轼又觉得新法未可尽废 , 因此旧党也不待见他 。 不站队?那站队的其他人 , 都是你的敌人 。
为官者要能忍 , 苏轼经常忍不下去 。 程颢为官温厚和平 , 连政见不合的王安石也不得不佩服;程颢的弟弟程颐却是出了名的古板 , 否则也说不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名言 。 天性放旷的苏轼 , 实在忍不了程颐一副“真理尽在我掌握”的道学相 。 司马光逝世 , 苏轼跟同事去祭拜 , 却不见司马光之子 , 一问才知道是程颐禁止 , 理由是“于古无征” 。 苏轼实在忍不住 , 讽刺一句“伊川(程颐)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 。 ”众人哄笑之下 , 程颐把苏轼恨到了骨头里 。
程颐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 他身后站着一个洛党 。 苏轼根本不想结党 , 但他弟弟身居高位 , 他便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蜀党的领袖 。 在党派利益面前 , 一切个人关系都要靠边站 。 即便苏轼厌烦了你死我活的相互攻讦 , 主动申请外放也不行 。 新党的章惇上台之后 , 就把老友苏轼一纸诏书贬到了广东惠州去 , 苏轼的爱妾朝云就因染上当地的瘴疠而客死惠州 。 后来甚至觉得惠州还不够远 , 跟着又把苏轼贬去了海南岛 。
苏轼笔记记载 , 在海南岛上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妇 , 问他:
“翰林大人 , 你过去在朝当大官 , 现在想来 , 像不像一场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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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像 , 春梦也是从嘉佑二年的春天开始的 。 后人回看那一年的进士榜 , 赞美之声千年不绝:唐宋八大家中 , 宋朝的六人齐聚当时的汴梁 , 苏氏兄弟和曾巩同榜进士出身;三百八十八名进士中 , 九人官居宰相 , 二十四人于宋史列传 , 从文豪到儒将、从学者到名臣应有尽有;即便是落榜者刘几 , 也强悍到让后人瞠目结舌 。 1057年的科举进士榜 , 堪称千年科举史上的第一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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