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新闻 成都社区防疫样本166例背后的“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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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答卷 全市累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仅166例 全市感染率仅十万分之一 成都 ， 全国千万人口以上城市中感染率最低的城市之一 成都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出道”11年了 。前不久 ， 这家社会组织作为中国社会组织代表在“社区应对新冠肺炎国际联盟”（IACCR）中 ， 向21个国家和地区的社区工作者分享了疫情防控经验 。 1个中心、14个项目点、251名社工、7000余名志愿者 。如果用这个金字塔结构来观察成都的社区防疫样本 ， 便不难理解 ， 作为一个服务人口超过2100万的特大城市 ， 成都如何能在疫情防控中交出“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66例、全市感染率仅十万分之一、全国千万人口以上城市中感染率最低的城市之一”的高分答卷 。166例感染病例背后 ， 是一个49万人组成的“金字塔” 。 坐标1 三年一考 这个“首创” 如同定海神针 2017年 ， 成都在全国首创设立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 。 天下武功 ， 唯“快”不破 。 2020年1月23日 ， 大年二十九 ， 成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做出对全市4370个城乡社区进行全覆盖入户走访排查的部署 。大年初一 ， 爱有戏的社工们就整合进各社区 ， 协助“两委”开展入户排查 。 这个时间点 ， 被认为是和疫情赛跑的关键 。 这个“触角”广泛的社会组织 ， 匿身于“红星路35号”文创产业园内 ， 办公区不过百余平米 。“这里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 绝大多数社工的日常工作都在各个社区 。”中心主任刘飞说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政策中心顾问杨团曾在探讨很多大城市为何早期社区防疫效果不理想时 ， 以成都为正面案例说：“我发现 ， 凡是扎根社区的社会组织 ， 疫情面前就特别主动 ， 立刻能跟社区连接 。” 作为亲历者 ， 刘飞对此看法更为深入：“有的城市 ， 社会组织和社区是两张皮 ， 没有渠道进去；成都这么多年社区发展治理的底子厚重 ， 危机发生时 ， 社会组织的参与是自然而然的 。”刘飞以爱有戏为例 ， 其日常便参与社区网格工作 ， 对居民了解 ， 在社区也培养了一大批志愿者 。通过日常开展运动会、美食汇、音乐节 ， 更是早就与当地社区紧密结合 。疫情发生后 ， 社区呼唤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召集志愿者和居民 ， 一条自下而上的“线”从个体汇聚到社区 ， 人自然而然就动员起来了 。 还有一条自上而下的“线” ， 来自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的力量 。 疫情发生后 ， 成都市、区县、街镇、社区四级党组织联动 ， 混岗编组第一时间到社区报到 ， 充实基层力量 。通常只有四五位工作人员的社区 ， 在疫情高峰期达到六七十人的水平 。 以锦江区成龙路街道粮丰社区为例 。这里紧邻交通枢纽成都东站 ， 辖区内共有101个楼栋、131个单元 ， 人口接近6万人 。为了完成全覆盖入户排查 ， 区级和街道机关工作人员混岗 ， 与社区共同行动 ， 共分成30个小组 ， 每组两人 ， 终于拿下了入户排查工作 。 双线并举 ， 到应对节后复工返程高峰和海外疫情输入风险时 ， 成都已在全市4370个城乡社区、6.37万个小区（院落）完成了三轮全覆盖排查 。这不仅掌握了疫情防控的主动权 ， 更为后续城市复工复产复市提供了信心保证 。 2月2日 ， 正月初九 ， 成都在全国城市中率先复工 ， 为经济社会快速复苏赢得先机 。其成效显而易见：在各大城市一季度经济发展数据中 ， 成都排名上升至全国第六 ， 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高 。 有力、有序 ， 成都的疫情防控得到各方肯定 。但深究起来 ， 基层为何能闻令而动？社区动员如何做到广泛精准？这些才是成都“作业”的关键之处 。 要回答这些问题 ， 必须将时间拉回到2017年 。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2个月后 ， 成都在全国首创设立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 ， 开启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新路径 。 可以说 ， 从那时起 ， 成都就在准备迎接疫情这场大考了 。 坐标2 城市治理 如何精准找到 “最后一公里”？ 在现代社会 ， 传统意义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的基础正逐步瓦解 。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熟人社会” ， 它是中国人曾经熟悉的那个由血缘、地缘维系的社会网络 。在现代社会 ， 越来越大的城市空间里 ， 传统意义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的基础正逐步瓦解 。 现代社会就不存在人情味和归属感了吗？显然不是 。走在中国城镇化之前几十年的新加坡 ， 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交织在一起的多元复杂社会 ，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 ， 新加坡就坚持实施在政府主导下的居民自治的治理模式 ， 实现了社会的有序和活力 。 目光移回国内 ， 在共同面临的城镇化“下半场”里 ， 哪座城市能为中国率先探索出一条现代化城市的治理之道？ 对成都而言 ，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 是不得不解的一道题——服务人口超2000万 ， 面临城市能级跃升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这道题如何做好、还要做得有成都特色？ 历史学家王笛研究成都茶馆的百年历史 ， 在他走访和查阅的资料中 ， 不同身份、不同需求、不同阶层的人聚在开放的茶馆里 ， 一杯茶、一天的龙门阵 ， 参与城市的公共话题 。在王笛看来 ， 茶馆文化以其坚韧性和灵活性 ， 构成城市现代化进程里不同于行政力量的一条隐线 。 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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