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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边境一条上学路，两种制度间

很少有这样一条上学路 ， 同时跨越两个城市、两种社会制度 。
但在深圳 ， 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可见——清晨 ， 近3万名跨境学童 ， 如潮水般涌向福田、罗湖等6个口岸 ， 跨过深圳河 ， 出关到香港上学 ， 下午再返回深圳家中 。
他们是坐在口岸大厅地上 ， 等待保姆阿姨带队过关的幼稚园学童；是背着或用推车拉着撑得鼓鼓的书包 ， 挤进人流的小学生；也是穿着港式校服、脚踩黑皮鞋 ， 三五成群或独自过关的中学生 。
游走于两地之间 ， 他们时常感受到不同文化的碰撞和冲击 。 当跨境路途的疲惫变得习以为常 ， 难以消解的 ， 是身份认同的困惑与迷茫 。
一位跨境12年的学童说：“像我们 ， 既生活在内地又生活在香港 ， 好像两边都不属于 ， 两边都不被理解 。 ”
如今 ， 第一代“深港人”已经长大成人 ， 他们还在追寻一个答案 。
深港边境一条上学路，两种制度间
本文插图

跨境学童 。深圳罗湖区跨境学童服务中心供图 。 本文除特殊标注外 ， 均为****采访人员 朱莹 摄
跨境上学
最早的跨境学童 ， 出现于1990年代 ， 主要是父母中一方为香港人的“单非”儿童 。
20岁的小岑就是“单非”——她父亲是香港人 ， 母亲是东北人 ， 两人相识于深圳一家贸易公司 。
2000年3月 ， 小岑在深圳出生 ， 随父亲获得了香港居民身份 。
3岁时 ， 她到家附近一家私立幼儿园读港澳班 。 6岁开始跨境上学 。
那时 ， 跨境生不多 ， 香港一些小学生源不足 ， 会“北上”深圳招生 。 小岑母亲在来小区招生的学校中选择了凤溪创新小学 ， 看中的 ， 是学校的大操场和足球场——这在香港其他学校很少见 。
上学第一天 ， 早上八点 ， 小岑被叫醒 。 洗漱后 ， 背上书包 ， 脖子上挂上证件袋 ， 装着回港证、禁区纸和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 。
八点半到小区楼下等候 ， 坐上专门接送跨境学童过关的保姆车 。 车沿途到不同小区接孩子 ， 10多分钟后到罗湖口岸 。 保姆阿姨清点人数后带队过关 ， 之后再坐保姆车 ， 一个个送到学校 。
等到下午下课后 ， 学生们到操场排成20条队 ， 3条是家长接的 ， 其他的都是保姆车接 。 老师念到保姆车名和姓名 ， 他们就排队上车 。
2007年福田口岸开通后 ， 家住附近的小岑步行到口岸 ， 再坐保姆车 。 四年级开始自己过关 ， 之后坐一站港铁到上水火车站 ， 再走15分钟到学校 。
那时 ， 她感觉校园里的跨境生越来越多 ， “几乎一半是跨境学童 ， 每个角落都能听到普通话 。 ”
小龙的跨境生涯开始得更早——3岁开始到香港一家佛教幼儿园读全日班 ， 上午9点到下午4点 。
每天早上6点半 ， 妈妈叶菲起床为他准备包子、面包等早餐 ， 然后给睡眼惺忪的他穿衣服 。 车上和学校不能吃早餐 ， 他养成了边上厕所边吃早餐的习惯 。
15分钟收拾完 ， 7点坐上保姆车 ， 一个多小时后到关口 ， 过关后再坐一小时到学校——他每天路上往返至少四个小时 。 上小学后 ， 起床时间提前到5点45分 。
“孩子两边走 ， 这是我们最难受的 。 ”叶菲试过送孩子上学 ， 路途的艰辛让她觉得受不了 。 她认识一些家离口岸更远的孩子 ， 上学路上得五六个小时 ， 还得换乘 。
她心疼儿子睡眠不足 ， 嘱咐他一上车就睡觉 。 但儿子依然比同龄孩子矮 ， 9岁时身高还不到1米4 。 缺乏锻炼 ， 让他身体瘦弱 ， 容易生病 。
上学路上 ， 一些孩子会走丢、晕车 ， 最麻烦的是丢了出入境证件 ， 一旦丢失 ， “要不没法上学 ， 要不滞留香港” ， 补办要预约 。
为此 ， 家长们自发建立证件丢失群 ， 在证件后贴上电话 ， 反复叮嘱孩子 ， “上车、到校后第一件事就是看证件 。 ”
遇上高峰期 ， 过关排队要很久 。 为此 ， 深圳一些口岸开通跨境学童专用通道 ， 方便学童快速过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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