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1949』杨庆祥：重新建立诗与人的联系(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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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抹去小冰的名字 ， 我们完全可能认为这是由死去的或者活着的诗人写作出来的 ， 这个诗人可能是戴望舒、徐志摩 ， 也可能是你或者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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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写的诗是“诗”吗？这个问题类似于 ， 机器人是人吗？或者稍微退一步 ， 机器人有自我意识吗？从“出身”讲 ， 机器人并非新事物 ， 但AI却也不是纯粹旧相识 。 确切地说 ， 它是旧的新事物 ， 是技术和哲学的结合 ， 是工业和想象的交集 ， 是一个大写的“I” 。 对机器人意识的提问已经跨出了传统文学的边界 ， 涉及到对“人”的重新的认知和界定 。 即使是在纯粹诗学的范畴内 ， 这依然构成了一个迫切、甚至是对整个诗歌史的提问 。
对于小冰的诗歌写作 ， 即使出于商业化和资本化目的的微软公司设计师 ， 也会“弱弱”地承认其“模仿”的属性 。 我们姑且不谈模仿、仿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 。 就算承认模仿、仿写是“低一级”的写作 ， 关键问题是 ，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小冰模仿的这么“像”？这么“真”？这么“富有诗意”？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 ， 如果我们觉得小冰的诗歌有某种徐志摩、戴望舒、顾城、海子的“味道” ， 那恰好意味着 ， 徐志摩、戴望舒、顾城、海子等诗人所塑造的诗歌美学 ， 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识性的审美 ， 并构成了一个普遍的标准 。
更进一步说 ， 如果说真正的诗人的写作是一种“源代码”的话 ， 那么 ， 经过近100年的习得和训练 ， 这一“源代码”已经变成了一种程序化的语言 。 既然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相关诗人的作品获得创作的训练 ， 那么小冰不过是以更快、更强的“学习”能力获得了更多甚至更好的训练 ， 那为什么我们依然很难承认小冰写的是“诗歌”？如果我们不承认小冰写的是诗歌 ， 那是否意味着 ， 我们也可以承认我们经过“学习”和“训练”后写下的“诗歌”不是诗歌？在这个意义上 ， 我们又怎么来理解100年以来的新诗传统 ， 以及它在当下的自我复制、自动化和程序化 ， 以及导致的严重的诗歌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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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强调的是 ， 我个人的智慧并不能对AI的写作进行一种“真假”的判断 。 但在此时此刻 ， 我们要讨论一个更具体的当下问题：我们时代的诗歌写作是不是已经变得越来越程序化 ， 越来越具有所谓的“诗意” ， 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习得”“训练”的气质？我们是不是遗忘了诗歌写作作为“人之心声”的最初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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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宇文所安的研究 ， 中国的诗学系统在9世纪有一次从“内在冲动”向“技艺”的转型 ，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认为诗人只有放弃自我（的内在冲动） ， 通过对传统的研习和加入才可能完成诗歌写作 。 这两种来自不同时代的声音分享着一个共同的观念 ， 那就是将诗歌写作从具体鲜活的个人经验和个人冲动中剥离出来 ， 通过“习得”一些“传统”和“法则”来完成写作的延续 。 这导致了两种诗学后果 ， 一是“技艺至上”主义 ， 这一主义通过启蒙时代以来的技术主义 ， 成为一种不断扩张的、越界的、最后成为垄断性的认知模式和观念模式 。 另一种后果是诗歌和诗人之间的对位消失了 ， “内在性冲动”的神秘感和仪式感消失了 ， 诗歌变成了在既有的法则中进行语词的游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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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诗革命正是对上述诗学观念的一种反抗和解放 。 陈独秀1919年发表《文学革命论》 ， 其核心主张便是反对旧体诗的高度秩序化和体制化 ， 试图恢复诗歌写作应有的个人性和历史性 。 也只有在这个文化谱系中 ， 我们才能理解郭沫若和天狗、艾青和火把、戴望舒和雨巷、徐志摩和康桥之间的对位 ， 这些对位是诗歌作为“内在性冲动”的美学表现 ， 它们在其历史语境中是鲜活的、具体的 ， 因而是带有仪式彩的原创性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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