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被罗振玉发现后扬名的秦公簋，王国维为其题跋“版本”为何有三种( 四 )
罗氏计划将其为秦公簋拓片的题跋 ， 寄呈张广建 ， 希望以此再换取拓片“墨本二三纸” ， “得后当奉赠其一” ， 即转赠其中一份给王国维 。 不过 ， 在达成这一计划 ， 寄呈张氏之前 ， 罗氏先将那一份仅是的拓片与题跋寄呈王氏 ， 建议其将拓片影印下来 ， 交付《亚洲学术》印出 ， 以供流传 。 此后 ， 罗振玉于1921年11月27日致王国维信中又称：“秦敦拓本存尊处者即以奉赠 ， 影照后宜用玻璃板 ， 石印不能用也 。 ”
可能因某种原因 ， 罗氏后来又获得了张氏奉赠的多张拓片 ， 不必再将先前寄呈王国维的那一份拓片索回 ， 所以就直接留赠给了王氏 。 正是在获赠此拓之后 ， 王氏为之题跋 ， 并于跋尾郑重署记“辛酉孟冬上虞罗叔言参事以此拓遗余 ， 因记之如右 。 十二月十一日永观堂西庑书” 。
事实上 ， 罗振玉先后所获张广建所赠秦公簋（敦）拓片 ， 应有相当数量 ， 马衡、徐乃昌所藏者 ， 可能都来自罗氏转赠 。 随着这些拓片与题拓的流传 ， 秦公簋盛名远播 ， 向原藏者张氏索求拓片者 ， 也络绎不绝 ， 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就是其中一员 。 据笔者所见 ， 存世尚有一件罗振玉于1926年题“引首”的秦公簋全形拓裱件 ， 即为傅增湘所藏 ， 此件有邓邦述、陈三立、朱孝臧、袁克文等多位宿儒名流题跋 。
青铜器的“铭”文之宝青铜器 ， 古时称金或吉金 ， 是重要的文物研究门类之一 。 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 ， 学者对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 综观来说 ， 不外乎五个关键字：形、花、铭、工、皮 。 以科学考古学视角来看 ， 分别对应造型艺术、装饰纹样、铭文书法、冶铸工艺、腐蚀机理五大研究角度 。 秦公簋就属于铭文书法之列 。
青铜器铭文的研究 ， 有深远的历史背景 ， 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构成 。 一方面 ， 青铜器铭文因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显得极为珍贵；另一方面 ， 铭文是当时语言的载体 ， 保存了大量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资料 ， 故十分重要 。 由于我国的学术界素来保有重视典籍的优良传统 ， 经过对铭文长期的研究 ， 已然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铭辞学 。 更值得一提的是 ， 青铜器铭文也是书法的载体 ， 成为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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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王鼎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不少青铜器 ， 其中就包括楚王鼎、六年琱生簋、作册般甗、天亡簋、蔡侯申尊等上有铭文的青铜器 。
楚王鼎直腹 ， 底微圆 ， 双长方形耳 ， 三兽形足外撇 。 盖上有环和三个变形的鸟状钮 。 器中部有弦纹一周 ， 弦纹上满饰细密变形的涡纹 。 在器口、盖内、腹部刻铭文64字 ， 说明此鼎是楚幽王熊悍（公元前237-前228年在位）用缴获的兵器铸成的 。
楚人是华夏族南迁的一支 ， 兴起于荆楚（今湖北）大地的楚部落 ， 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诸侯国 ， 其国君为熊氏 。 楚国都邑曾几经迁徙 ， 公元前241年 ， 楚王考烈为避秦国威胁 ， 将都城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 ， 经历考烈、幽、哀、负四王 ， 于公元前223年被秦将王翦所破 ， 楚亡 。
西周中期的六年琱生簋通高22.2厘米 ， 造型别致 ， 甚为罕见 。 另有表制大小相同的五年琱生簋 ， 早年流失美国 ， 现藏耶鲁大学博物馆 ， 较此完整 。 六年簋器底铸铭文11行105字 ， 内容与五年簋前后衔接 。 记述琱生在涉及田地的诉讼中 ， 为赢得官司而请求召伯虎帮忙的事情 。 据铭文载 ， 六年四月甲子这天 ， 身为周王重臣的贵族召伯虎突然亲自驾临琱生家中 ， 对琱生说 ， 告诉你个好消息 ， 你拜托我的那场官司的事 ， 如今我已经替你摆平了 ， 你大可放心好了 。 琱生听了召伯虎的话 ， 如释重负 ， 顿时眉头舒展 ， 立即命家人摆酒设宴 ， 款待召公 。 宴会上 ， 琱生将家藏的一件价值连城的玉璧赠予召伯虎以示感激 。 由于两簋铭文都提到召伯虎参与其事 ， 过去曾将其命名为“召伯虎簋” ， 实际上作器者为琱生 ， 因而订正为“琱生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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