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被罗振玉发现后扬名的秦公簋，王国维为其题跋“版本”为何有三种( 三 )
通览《秦公敦跋尾》一文 ， 刊发时有明确的标点断句 ， 且标点断句十分准确 ， 几无一处差讹 ， 或可揣测为王国维本人亲自标点断句 ， 方得此种效果 。 另一方面 ， 此文与《秦公敦跋》相比较 ， 最为重要的差异 ， 乃是末段“并记” ， 为今传“定本”所无 ， 甚为宝贵 。
这一段“并记”的内容表明 ， 王国维早已确证秦公簋器、盖内部的铭辞为“范铸” 。 且一字一范 ， 为铸此铭 ， 竟计有百字百范之多 ， 已可视作中国古代活字之祖了 。
此外 ， 还需说明的是 ， 《弘毅》月刊于1926年5月创刊于北京 ， 由北京清华学校弘毅学会总会月刊社编辑部创办 。 此刊停刊于1927年 ， 目前已知者计有1926年5月第1卷第1期至1927年3月第3卷第3期 ， 共8期 。
发表《秦公敦跋尾》一文的该杂志第1卷第2期 ， 发刊时为1926年6月 。 此时 ， 王国维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 在《弘毅》月刊上发表文章 ， 乃属顺理成章之事 。 也正是因此文的存世 ， 王国维为秦公簋题跋的“版本” ， 也至少可以确证为三种 。
遗憾的是 ， 罗、赵二人印行“遗书本”前 ， 可能均未曾看过《秦公敦跋尾》一文 ， 否则不可能在印行之际 ， 将王国维生前发表的那一段“并记”遗漏 。
在为自己收藏的罗氏所赠秦公簋拓片题跋之后不久 ， 王国维可能还曾为马衡所藏秦公簋拓片题跋 ， 且这一题跋 ， 可能才是“癸亥八月”之“定本”的来源所在 。
从1922年8月24日王国维致马衡的信中可以看出 ， 马衡将其所藏秦公簋拓片寄呈王国维 。 无独有偶 ， 在陈乃乾于1930年辑印的《观堂遗墨》（二卷本）中 ， 还辑有王国维为徐乃昌（字积余 ， 号随庵）所藏秦公簋拓片题跋一纸（题于“癸亥二月” ， 即1923年3月17日） ， 这就意味着 ， 除了自留的“初题”与可能为马衡的“二题”之外 ， 王氏为秦公簋拓片的第三次题跋出现了 。
王国维为商议题跋事致徐氏的一通信札显示 ， 王氏为古器拓片题跋 ， 不仅有着严谨精审的学术标准 ， 对拓片装裱以及题跋位置也有着周密考虑 。 他为徐氏所藏秦公簋拓片的题跋 ， 实为单独题写的一长条纸本 ， 这样做对于徐氏将之与拓片一同装裱 ， 则更为便利 。
罗振玉“拙”中寻得秦公簋秦公簋的面世 ， 颇具戏剧性 。 其收藏者张广建一度对秦公簋不以为然 ， 直到被罗振玉发现其中文字 ， 才得以名声大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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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等题傅增湘藏秦公簋全形拓（局部）据罗振玉1921年11月致王国维信中云 ， 当时罗氏赴甘肃公干 ， 时任甘肃都督的张广建向其展示藏品 ， 罗氏觉得“无甚奇品” ， 却“无意中见一至宝” 。 原来 ， “张颇储铜器 ， 率无可观 ， 弟问以甘肃有出土者否 ， 乃出一敦 ， 形至拙（张所以不见示者以此） ， 而文字精绝 ， 中有‘十有二公’语 ， 知为秦穆公物 ， 因是考知石鼓确为先秦制作” 。
看来 ， 秦公簋原藏者张广建 ， 起初并不觉得此器有何特别之处 ， 甚至还因其“形至拙” ， 而不愿意拿出来让罗振玉品鉴 。 由此可见 ， 罗振玉确实是“无意中见一至宝” 。
随后 ， 罗振玉“与商拓墨 ， 初甚吝 ， 后介一拓工 ， 强请之 ， 乃拓三份 ， 彼留其二 ， 以一本见畀” 。 可见 ， 经罗氏鉴定之后 ， 张广建获知秦公簋具有独特价值 ， 连拓片也不愿意赠予 ， 好不容易在“强请之”的情况下拓了三份 ， 只赠了一份给罗氏 。
得此拓片之后 ， 罗氏告知王国维 ， “昨匆匆草一跋尾 ， 当寄与易墨本二三纸 ， 当可必得 ， 得后当奉赠其一也 。 先将所得一本奉览（海内孤本 ， 幸郑重收贮） ， 拙跋亦附呈 。 此器文字 ， 将来流传必少 ， 何不影照付《亚洲学术》 ， 印之卷首 ， 以流传之（须照原大 ， 不可缩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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