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被罗振玉发现后扬名的秦公簋，王国维为其题跋“版本”为何有三种( 二 )
上述两则录文 ， 即罗、王二人题于此轴上的两幅手迹 。 罗氏手迹题在“天头”上 ， 王氏手迹则题在左侧的“裱边”上 。 立轴正中裱贴一幅王氏手书标为“敦盖文二”的拓片 ， 实为秦公簋器盖边缘一侧刻铭的拓片 。 那么 ， 据此可以判定 ， 此轴应为“残件” ， 原件可能为秦公簋的“全形拓”+器身铭文拓片+器盖铭文拓片 ， 或者至少也应当是器身铭文拓片+器盖铭文拓片的组合裱件 。
值得注意的是 ， 根据传世数幅秦公簋拓片“全件”来考察 ， 这一“残件”可能还经过重新装裱 ， 否则“敦盖文二”不太可能居于立轴现在的位置之上 。 当然 ， 这一“残件”的核心价值还并不在于秦公簋的器形与铭文拓片是否俱全 ， 而更在于王国维题跋的学术研究价值 。
据罗振玉所题“辛酉冬” ， 可知罗氏曾于1921年末 ， 将秦公簋拓片寄呈王国维鉴赏品题 。 至于跋中提及“拓奉永观先生亲家清鉴” ， 以“亲家”相称 ， 乃是因1919年罗振玉三女儿罗孝纯与王国维长子王潜明结亲 ， 故罗、王二人就此成了儿女亲家 。
因次年（1922）春节为公历1月28日 ， “明年正月题记” ， 即指罗氏于1922年1月28日或之后不久题记 。 据此可知 ， 王国维题跋所署“十二月十一日” ， 实为1922年1月18日 。 这一题跋时间 ， 要早于后世研究者惯常以为的1923年8月前后 。 之所以有这样的“经验之谈” ， 乃是依据后世流传的所谓“遗书本”《观堂集林》 。
【『国博』被罗振玉发现后扬名的秦公簋，王国维为其题跋“版本”为何有三种】且说1927年6月2日 ， 王国维在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 ， 自沉于昆明湖 。 为纪念其人其学 ， 其友人罗振玉、弟子赵万里编印遗著 ， 王氏代表作《观堂集林》均辑入 ， 共计二十四卷 。
后世读者较易获见的《秦公敦跋》一文 ， 均出自这两部“遗书本” 。 将《秦公敦跋》(定本)与直接题写在秦公簋拓片一侧的跋文“原本”相比较 ， 不难发现文字措辞上的细微差异 ， 以及研究结论上的微妙变迁 ， 乃至一些重要历史信息的增删去留 。
两相比较 ， 不难发现 ， 此跋 “原本”未曾言秦公簋“出甘肃秦州” 。 “原本”中曾言“盖上又有‘□一斗七升大半升’ ， 盖九字乃汉初所凿”云云 ， “定本”中则将那个器盖刻铭中未曾识别的首字（即以□标示者） ， 终于辨识了出来 ， 称其为篆文“卥”字 ， 音“西” ， 同“西”字 ， 实指“汉陇西县名” ， 并据此又从《史记·秦本纪》中查考 ， 将器盖刻铭的年代改订为“秦汉间” 。 诸此种种 ， 都说明王国维在初次题跋之后 ，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 对题跋“原文”中一些未解难解之处 ， 续有考察并逐一完善 ， 遂成此“定本” 。
值得一提的是 ， 此跋“定本”删除了“原本”中对秦公簋拓片来源的记载 ， 还将题跋时间改为了“癸亥八月” ， 则颇耐人寻味 。 “原本”中末句所云 ， “辛酉孟冬上虞罗叔言参事以此拓遗余 ， 因记之如右 。 十二月十一日永观堂西庑书” ， 这一历史信息一旦删除 ， 则很容易让后世读者及研究者误以为王国维初观初题此拓时为“癸亥八月” ， 即1923年9月中旬 ， 而非“辛酉孟冬”（即1921年末初次得观、1922年初初次题跋） 。
王氏生前曾发表“跋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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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簋全形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早在罗、赵二人印行“遗书本”之前 ， 王国维生前就正式发表过一篇《秦公敦跋尾》 ， 时为1926年6月 。
当时 ， 这篇文章发表在了北京《弘毅》月刊第1卷第2期上 ， 并不十分引人注目 。 可如今检视 ， 此文宛然已具所谓“定本”之基本 ， 文本细节上的差异也颇可玩味 。
《秦公敦跋尾》一文 ， 与今通行《秦公敦跋》之“定本” ， 文本内容上几乎完全一致 。 偶有个别字的差讹 ， 或可视作在刊印过程中的手误 ， 而并非作者之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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