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从宽处理令顽石点头
从7月3日开始 ， 国家档案局以每天一人的方式公布45名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 。 第一个公布供词的战犯叫铃木启久 ， 侵华日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 。 从他的供词中截取一段 ， 就足以骇人听闻：“只我个人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 ， 烧毁和毁坏中国人民的房屋18229户 ， 其实际数字很(可)能还多 。 ”
1956年 ， 铃木启久等45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 ， 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接受了正义的审判 。 这次审判 ， 没有一名日本战犯被判死刑 。 另有1017名战犯免于起诉 ， 释放回国 。 中国人的宽容让世界惊叹 。
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日本战犯的表现：所有战犯都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甘愿伏法 ， 甚至主动要求以死谢罪 。 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 ， 从没有出现过这样全体认罪、悔罪的日本战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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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 日本战犯站上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被告席 。 前排右一为铃木启久 ， 右二为藤田茂 。
1964年3月 ， 全部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 。 1000余名经新中国改造的日本战犯 ， 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 他们以罕见的勇气和坦诚 ， 揭露侵略战争的罪恶 ， 在日本为“中日永不再战”奔走呼号 。
当年关押、改造日本战犯的管理所 ， 被他们称为“再生之地” 。 曾经被日本军国主义豢养成的嗜血恶魔 ， 在新中国找回了良知 ， 一个个被战争机器扭曲的灵魂 ， 回归人性 。
“一个不跑 ， 一个不死”
1950年7月19日 ， 一列由苏联开来的闷罐列车驶入了中国边境小城绥芬河火车站 。
通常 ， 国际列车要在这座车站进行换轨 。 苏联铁路的轨道宽度为1520毫米 ， 中国使用的是1435毫米的标准轨 。 而这趟列车要交换的不是轨道 ， 是“乘客” 。 密不透光的闷罐车中 ， 装载着969名日本战犯 。
中国的押运专列就停在站台另一侧的标准轨上 ， 等待着把这批日本战犯运往抚顺的战犯管理所 。
1945年8月 ， 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 ， 击溃了日本关东军 ， 一下子抓了60多万日本俘虏 。 这些俘虏被悉数押到苏联境内 。 二战期间 ， 苏联丧失了2000万人 ， 日本俘虏们被用来填补劳动力的巨大缺口 ， 多数送到了西伯利亚强制劳动 。 后来 ， 苏联逐渐遣返日本战俘 。 据苏联方面的统计 ， 共有 577567 人被遣返回日本 ， 另有大约十分之一的日本战俘因为气候、疾病等原因死在了苏联 。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 ， 中苏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 同时商定 ， 苏联将在押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移交给中国 ， 按照新中国的法律进行处理 ， 以宣示新中国主权国的地位和权威 。
移交给中国的969名日本战犯 ， 是苏联方面认定的“犯有反对中国人民的重大罪行”者 。
中苏双方的交接仪式在绥芬河镇(今改市)机关的会客厅进行 。 文件手续履行之后 ， 中方宴请了苏联拘留管理局押送战犯的负责人 。 据中方接收代表之一、时任东北公安部政治保卫处执行科科长董玉峰回忆 ， 当时正是“中苏友好万岁”的时候 ， 双方极为亲近 ， 频频举杯 ， 他很快就被苏联人灌倒了 。 而同行的干部记得 ， 苏联拘留管理局的克雷托夫中校在酒酣耳热时说：“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顽固不化的坏蛋 ， 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恶棍 ， 只有杀掉 。 ”
这样的评判 ， 无论是一句酒话 ， 还是出自他们关押日本战犯时的真实感受 ， 都不会影响中国方面对待日本战犯的态度 。 中国方面接收日本战犯的要求是“一个不跑 ， 一个不死” ， 这是周恩来总理在布置接收工作时特意嘱咐的 。
董玉峰负责监管 ， 他接受任务时就对这个要求有顾虑 ， “一个不跑”容易 ， “一个不死”有难度 。 这些战犯都知道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累累血债 ， 他们自然会猜想中国人民惩治他们的下场 ， 路上难免发生意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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