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史人■清朝史话：为了改善灾后的生产条件，清朝政府会兴建哪些工程？( 二 )
赵士麟（1686年—1687年任江苏巡抚）在给他的后任的一封书信中叙述了（镇江）京口丹阳一带河道淤塞的情况：由于长期不加疏浚 ， 闸坝久废 ， 稍缺雨水 ， 河道就会干涸 ， 难通米船 。 兴工开浚这段河路 ， 不仅可以救助饥民 ， 而且也可以恢复商路 ， 便利漕粮运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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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古代水利工程示意图
谈到北方的交通工程 ， 我们可以举两个"以工代赈"的例子 。 一个是1761年修治京城近郊的石道 ， 另一个是1809年直隶疏浚河道和"挑挖大路两旁沟渠" 。 只要看看那些关于京城米价的谈论 ， 就可以了解这种活动与生存问题之间的直接关系：一些文章把京城粮价上涨归因于雨水导致的道路泥泞 ， 这不仅阻塞了粮食运输 ， 甚至像通州到京城这样的短途运输也受到影响 。
让我们还是回到水利工程方面 ， "工赈"制度总是优先考虑这些工程 。 "工赈"的内容常常也包括那些平常是由私人来完成的工作 。 这些活动常常是综合性的 ， 各种各样的 。
在详细叙述这些活动之前 ， 首先要分清两类工程设施 ， 一类是由直接受益者（即接近堤坝或通过沟渠灌溉的土地的所有者）维护的设施 ， 另一类是由官府出资并经管的工程 。 后者常常是一些大型项目 ， 受益面跨数县数省 ， 需要大规模投资和组织力量 。 不过 ， 多数工程看来是联合进行的 ， 称为"官督民修" ， 在这种方式下 ， 经费仍由土地使用者负担 。
在饥荒年月 ， 国家在这方面的干预包括了从简单的鼓励到完全接手经办 ， 具体如何实施要取决于许多因素 ， 不仅是灾荒的严重程度 ， 待进行工程的规模 ， 当地百姓和官府的筹资能力 ， 而且要看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 。 以16世纪以来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 这是一个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的地区 ， 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在社会上有支配力的富裕阶层 ， 并形成了一种以小型水利设施为基础的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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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古代灾民示意图
在这里 ， 只要水利设施没有完全被洪水冲塌 ， 官府就会立即号召富户 ， 即大地主 ， 修治水利设施 ， 组织并资助"以工代赈" 。 这是一种单纯由民间私人救济灾民的形式 。 相反 ， 在必要时 ， 国家也会采取特别措施 ， 提供一项工程的全部经费 ， 包括务工者和灾民的工资 。 当水灾后果非常严重 ， 而土地所有者又无力立即进行修治时 ， 就常常会采取这种解决方法 。 在18世纪的湖北省 ， 我发现了许多这样的事例 。
也就是说 ， 在一些地方 ， 规则变为了一种中间状态 ， 在饥荒年月 ， 国家通过提供公共工程的部分经费（多数是用于工人工资） ， 而介入了平常由民间私人自己负责的工作 。 国家支付的部分 ， 1740年以前为十分之三 ， 此后为十分之五 。 《荒政琐言》中提供了直隶的工人工资量（这是由国家的那部分十分之三经费支付的） ， 其中：修筑堤防 ， 每工每搬运或填挖一土方得米三升九合；疏浚河渠 ， 每土方三升 ， 每泥方四升五合 。 这些是按照每石米价银一两计发的 。 在浙江 ， 每搬运一土方发银三分八厘 ， 每填挖一土方加银一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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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 ， 为了补充以上关于基础设施长期性投资的讨论 ， 让我们再看看《赈纪》中的情况 。
1744年夏季 ， 当27个受灾州县快要摆脱危机的时候 ， 在直隶东南边角的灾区 ， 还有一些地方应该继续得到关照 ， 特别是盐山县和庆云县 ， 以及东光、吴桥两县 。 这里是贫困地区 ， 水田较少 ， 而人口较多 ， 在干旱期间受灾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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