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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设计的极简主义

这篇文章可以让你更加深入的了解极简主义的由来和本质内涵。完整篇见：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到底是怎样的？如何保持极简主义生活？ - 「少即是多」一直是极简主义设计的信条。这种设计风格与德国建筑师密斯·凡·德·罗极端克制的设计手法密切相关，密斯从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诗中借用了这句格言，「少即是多」，它赞美了一种设计师为节约而自愿克制所产生的道德和美学价值。尽管密斯简洁的建筑设计初衷是为了利用预制工业铸件来简化构造工序，但它还反映出只有去除一切不必要的矫饰，美才会诞生。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经济衰退之后，在评论家、建筑师和设计师以略有说教意味的提倡下，这种「少即是多」的价值观再次风靡。 如果说从1990年末到2000年初，建筑行业的发展是由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所驱动的，从而持续地促进了多余的象形物件的产生，那么随着经济的衰退，这种迹象开始发生改变。10年前那些鼓吹（甚至是制造）奇技淫巧的建筑师们现在开始转而抱怨建筑业对资源和预算毫无廉耻的浪费。这种态度上的改变激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类建筑师想要将这种简朴主义的潮流表述为正式的专业术语，而另外一类则试图跨越传统建筑学的边界，基于对社会的考虑提出解决方法。显然，把这两种观点一起比较是不公平的（由于后者更具说服力），但是，按照一位转行从政的意大利建筑师的话说，它们同样指出了当前的危机是一次来实现「少获得多（more with less）」的机遇。正因如此，「少即是多」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美学原则，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核心，这种意识形态意味着对经济的考虑不仅仅是一种设计策略，而是被经济形势所迫切需求的。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长河中，「少即是多」指的是减少生产成本的优点。资本家常常想要用少获取更多。资本主义并不是是资本积累过程，而是在持续不断地寻求用更少的资本投资获取更大的资本积累的帕累托最优。技术的革新往往是由对生产成本以及对雇佣劳动者的需求不断的减少所驱动的。「工业」这个概念正是基于这个原理：工业化意味着用更少的方法获得最佳收益。因此，我们能看到创造力之所以是工业根基的原因。工业与创造力在两方面相关：当资本家决定减少生产成本的时候，工人的创造力就不可避免地变得十分关键。事实上，创造力作为人类生活最普遍的特征之一，也是资本家想要当作劳动力来榨取的资源。在经济危机的年代，对资本家来说，「禁欲主义」就意味着用少获得多：用更少的成本获取更多的成果，用更低的社会保障获取工人更多的创造力。在这个语境下，「少即是多」的原则有着成为简朴的社会风气下犬儒式的幸灾乐祸的风险，以及削减社会活动预算开支的借口。 接下来，我将继续对「少」的状态进行论述：不是为了否认它，而是进一步批判性地对它的模棱两可进行评判。在设计中，「少即是多」的价值观和艰苦朴素的社会思潮看上去都符合传统意义上被人们理解成抵制世俗诱惑的禁欲主义。近年来，禁欲主义也被认为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是艰苦朴素的思潮的来源。针对削减公共开支的主流的观点是，既然我们的财富已经缩减，那我们就应该降低对未来财富值和社会保障的期望。只有通过「牺牲」，我们才能找到避免经济末日的救赎之道。在这个负债累累的社会中，道德上的愧疚感不断地提醒我们要奉行禁欲主义。债务不再是经济上的行为，而重要的是，它首先应该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道德合约。正如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近期所说，与传统的经济社会不同，新自由主义经济是一种不再基于生产者和交易商的主观经济模式。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中，一个基本的经济主体就是「负债人」——也就是负债消费者，在背负国债的福利国家中，就被称之为负债公民。负债不仅仅是欠对方什么东西，而是一种愧疚感，因而面对债权人产生自卑情绪。而正是因为这种愧疚感和想要去赎罪的自卑感，通常被理解为艰苦朴素的生活的意义。 禁欲主义被认为是节制和自律，一种宁愿牺牲现在来获取未来收益的愿望，它已经超越了宗教意味，进而跟资本家的创业精神相关。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他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定义了两种性质的禁欲主义：「入世」和「出世」。在第一个例子中，韦伯用隐士和僧侣的例子表明禁欲主义是对世俗的逃避；在第二个例子中，禁欲主义变得更加世俗，是一个人从世俗的纷扰中解放，然后兢兢业业地投身于工作和生产的道德规范之中，以寻求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韦伯认为出世式的禁欲主义是资本主义道理的重要源泉：他写到，随着加尔文主义的到来，禁欲主义不再仅局限于修道士之间，而扩散到城市之中。禁欲主义需要对直觉的压制，并严格地遵循合理的道德规范。韦伯认为这种合理的道德规范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根基，也是后来被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提出的经济上的功利主义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支柱。这种功利主义不仅提倡对财富取之有道，而其本身即是一种先验性的道德目标。 韦伯认为禁欲主义是为人的主观性更深层次的转化所服务的。由于永远不能满足个人的需求，也永远不能停止累积财富，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永不休止，没有尽头，因此禁欲主义给它提供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内部空间的能力。尽管韦伯的论述仍是世界上有关禁欲主义的书籍中最强有力的，但我接下来所论述的方向跟他略不一样。正是因为禁欲实践被韦伯所认为是自身转化的媒介，而我却认为，禁欲主义可以成为一种压制的方法和一种对资本主义主观权力的反抗形式。 当我们谈到对权力的反抗，通常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上的，很少是一种习惯、习俗，甚至把它视为是日常生活最不起眼的一部分。有趣的是，禁欲主义可以通过自己选择特定的习惯和规则形成一种生活结构，从而让人们将自己的生活变成自我修行的核心。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和建筑通常会成为自我展示的媒介。因为禁欲主义要求人们将他们「自身」看作是行为的核心，那么由实践所衍生出的建筑形态就不再是为了表现什么别的东西，而是生活本身——「所做」，人类生存的最普通的底层。正如他人所说，随着关注诸如卫生、舒适和社会控制这一类的问题，现代建筑的发展是被生命政治学的逻辑所推动的。然而就在禁欲主义之中，生命的展现形式被确定下来。拿修道制度的历史作为一个特例，修道院的设计是为了通过内部空间的细节来专门表达对生活的定义。虽然修道制度最终孵化了规训和抑制了某些建筑类型，如救济医院（H?tel-Dieu）、医院、要塞、监狱甚至工厂，禁欲主义的初衷是为了达到个体自由和既定权利形式所形成的社会契约之间相互博弈的一种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当资本变得不仅愈发压制，并且愈发变得不可控制（就像福利国家的鼎盛期一样）的时候，禁欲主义这种传统仍然是我们的范本。我们会看到禁欲主义不再是那些住在修道院里的僧侣的庇护，而恰恰相反，它被应用在所有事情上，从资本主义的自身逻辑，到「社会性」住宅的概念，再到对极简主义设计意识形态上的修辞。问题是，它能带领我们走向跟被迫生存的现状截然不同的新生活吗？ 1 「禁欲主义（ascetic）」来源于希腊词根「askein」，意味着运动和自我修炼。「自我」，在禁欲生活中成为人类活动的主体。因此，禁欲主义的实践没有必要与宗教结合。事实上，早期的禁慾主义者很有可能是哲学家。古代的哲学家最基本的使命就是瞭解自身：生存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既定的现实，而是艺术，一种生活的艺术。在禁欲主义的生活中，生命变成了一种可能被赋予某种特定形态的「生活的艺术(ars vivendi）」。对古代哲学家而言，这意味着言行如一——没有理论和实践、「所说（logos）」和「所做（bíos）」的区别，不可避免地向既定的习惯和社会状况发起挑战。 因此，禁欲主义不仅是一种沉思的状态，或是被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出世」的状态。而是，综上所述，通过对另外一种生存方式的追寻来向既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提出彻底质疑的方式。正因如此，早期的基督教徒吸取了禁欲主义，并将其转化为修道制度。然而禁欲主义在此过程中延伸出了全然不同的含义，它的主要目的不再是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而是为迎接基督的二次降临作准备：禁欲主义演变成了救赎的先决条件。而那些皈依修道制度的人也遵循这样的做法，将其视为拒绝基督信念和权力机构整合的方式。修道制度在西方的源起伴随着罗马大帝康斯坦丁对天主教堂的认识，以及教堂和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结盟。尽管结盟给了教堂极大的权力，但同时侵蚀了对于劝诱教徒极为重要的特徵，「神秘性」。对于许多基督教徒而言，教派的制度化是走上了一条妥协和衰亡的不归路。早期的修道士拒绝了教会任命的新职务，选择苦行、孤僻的生活方式（事实上，英文中的monk来源于希腊语中的monos，孤独的意思），这也意味着他们决定在法律和权利所定义的社会之外生活。修道生活从叙利亚和埃及的沙漠开始，沙漠给了早期的隐士们金盆洗手的机会。一开始，修道制度将其自身视为一种激进的、不可避免的能够对社会进行批判的力量，不是去对抗，而是躲避：修道士过着流离失所、远走他乡并且无所作为的生活。与此同时，由于早期的修道制度是拒绝任何机构并且渴望过着不受社会约束的禁欲生活，所以教派在被国家权力机构所吸纳之后，正经历着重建自身的严格的制度化秩序的痛苦。 在《道德的谱系》中，尼采提出了对禁欲主义的根本性批判，试图论述这种出世的欲望不仅仅是隐士和早期的修道士所主张的归隐，而进一步微妙地彰显了人们的权利意志。为了佐证他的论述，他重新发现了禁欲主义的原始意义就是为了独善其身，而延伸出这是在政治力量上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虽然尼采对禁欲主义持批判的态度，然而他明白这种规训正是人类的主观性的发展范式，他称这个过程为「人的主观化（internalising of man）」，对本性的压抑，如狩猎、施暴、战斗和毁灭，是人们在社会中和平生活的前提。尼采认为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想化司祭，是人类主观化过程中的高潮，而就这点是令人厌恶的。同时，他（不情愿地）承认，正是这种自我抑制的过程才使人拥有人性。 因此，禁欲主义被尼采理解成为人类通过抑制自己最原始的欲望来使自身得以保存的一种激进的形式。而且他并没有认为这种抑制的过程降低了人类的潜能，反而是人类权利意识真正的源泉。换句话说，对尼采而言，禁欲的生活方式显示了在「欲望」和「抑制」从未妥协的斗争中，从来没有一方占上风，而人类就是在这样的紧绷状态里得以生存。人类的这种本性所产生的修道生活，把这种本性推向无穷。 2 修道制度通过不同的形式进化：从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归隐生活，到隐士们自由地居住在一起的半归隐生活，再到团体修隐——修道士们不仅住在一起，并且遵循相同的修道规训。那些决定住在一起的早期修道士在一片中心区域（多数情况下是教堂）各自零零散散地搭建小屋。正如贺龙·巴赫德（Roland Barthes）所提到的，这种情形允许修道士们既能集聚，又能各自为营，以维持他们的「自己的节奏和规律（idiorrhythmy，来自希腊语idios）」在这种情况下，独立修道士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在修道士群体中，群居并没有完全对独善其身造成损害。巴赫德被这种生活方式所吸引，认为正式这种形式的修道制度成为了现代世界的基本元型：单人房。巴赫德说这种单人房是它内部状态最精华的体现：就是在这里，每个个体找到了能够照顾自己的合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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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mg5.doubanio.com/view/note/large/public/p10890166.jpgMonastery of Galluzzo这种个体生活和群居生活并置却没有糅合的理想结构在试图将隐士和修道士放在一起生活的天主教加尔都西会修道制度（Carthusian monasticism）中得到体现。这种传统制度最不可思议的例子就是靠近翡冷翠的Galluzzo修道院，其对柯布西耶集体住宅的构思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这个修道院中，走廊连接着九幢各自独立的房子，每幢房子都附有花园和个人生活所需的基本设施。建筑虽然看上去朴实无华，但被这些必要的设备所组成的独立修隐生活却让这些低矮的房子看上去有种奢侈的气息。这里的「奢侈」指的并非是财产，显然这里除了一些书和生存必需的食物之外就没什么东西了。然而，在这些房子中，奢侈是其中的居住者能够根据自己的节奏生活。除了冥想和静思，我们还要明白这样的生活将人从压抑个体的社会结构中的解放出来。在加尔都西会的修道院中，可以通过走廊通往每个房间和公共设施。这样，形式上独立的房子并不完全孤立，而是由集体功能所连接在一起。集体功能的集中使得个人居住空间能够实现最小化。 随着团体修隐成为居住的主要方式，修道制度的重要讨论集中在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的平衡上。始于科普特僧侣尚帕科缪（the Coptic monk Pachomius），由本笃会进一步完善（ St Benedict），并由圣方济（St Francis）所革新，群居生活只有在共同遵守同样原则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就像表演艺术，如表演和舞蹈，修道制度是一门只存在于表演本身，却没留下产品的艺术。生活在团体修隐中被精确规定。从着装，到居室，再到祈祷和工作的日常节奏，没有一个环节是随机的。不仅是特殊的时间，而是日常生活最普遍的行为，都被仪式化成不停休的「天主的事业（opus dei）」。团体修隐给我们提供了遵循严格日程的时间管理的例子。钟赋予每个小时以特定的声音（我们今天仍能够在一些西方国家听到），像泰勒工厂制一样的精确度对每一个活动进行管理。修道士的身体也被严格管理。衣着被认为是个人风格和社会思潮的集中体现，在修道制度中成为「habitus」，指修道士和高级教士所穿的衣服。 修道院的建筑对生活环境来说最为重要。在修道院里，形式服从功能被严格地执行。就像一个功能主义的建筑，中世纪修道院最典型的形式就是挤出发生在其中的仪式活动。如果仔细观察修道院的平面，我们会看到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一天中的每一段都被发生在修道院的特定场所的特定行为仪式化。通往公共设施的走廊的内部空间就被公共生活和分享精神赋以精确的形态，小教堂畅通无阻的矩形平面则是由修道士集中聚会的方式所决定的。集体宿舍则是一间由布分割成小房间的大房间所形成。虽然小房间能够保持隐私，但可移动的轻盈的墙面材质时刻提醒着私人空间永远是更大的公共空间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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