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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设计的极简主义(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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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mg3.doubanio.com/view/note/large/public/p10892391.jpgMedieval Benedictine Monastery修道院的建筑跟一般的遮蔽物或象征性的纪念物不同，它是一个过分规定和定义生活方式的机器。本笃会修道院理想平面蓝图的草稿是历史上第一幅建筑绘图并非是偶然，现在保存在圣加仑（St Gallen）修道院中。平面图上描绘了一系列封闭空间和这些空间所容纳的活动。修道院的平面图意味着建筑被认为是完全自给自足的，而自给自足正是公共生活的核心。这个修道院明确地显示了只有在时间和空间上持续的呼应才能够达成共产主义生活。这也成为修道院最具争议性的部分，因为它暗示了这个机构衍生了诸如监狱、要塞、医院和工厂等规训机构。不难看出修道院对日程的制定和管理是现当代生产方式的基础。并且，这种修道院颁布的禁欲实践和规训式权力机构的区别令人难以琢磨。修道院严格的组织极致并非想要用规则取代生活，而是让规则和生活相符合，对于那些选择了这种生活的修道士来说，规则几乎不存在。修道制度的这一方面在最简化的修道原则中也表现得非常之清晰，由奥古斯丁起草的：随心而爱，随心而行（dilige et quod vis fac）。跟规训机构不同是，这里的「目的」不是「方法」的辩护，相反，「方法」和「目的」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奥古斯丁强调，修道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训练对邻居无条件的爱，正是一种彻底的同志情谊，没有一方想要占上风。通过对早期修道主义禁欲原则的回归，像西多会（Cistercians）和圣芳济各会（Cistercians）这类修道士的司职和企业家精神以及曾经困扰过本笃会传统的追求生产的思潮相反。如上所述，这种革新诞生了一种彻底的，跟统治现代权力形式——尤其是私有制的概念，所既然不同的生活试验。 3 本笃会修道院（Benedictine monastery）非常高产，其财富值和权力在当时达到巅峰，成为诸多著名修道院中的佼佼者。而克鲁尼（Cluny，法国东部勃艮第地区索恩-卢瓦尔省的公社）也凭借自身的权力发展成为一座城池。早期的圣方济会士（Franciscan）为了与之抗衡，公开地反对私有制的提出——他们反对的不仅是个人财产，还包括获得他人劳动成果的可能性，即以土地或工具的形式获得潜在资本。物品的用途和成为其可牟利的经济资本的潜能激发了巩固私有制的愿望。即便圣方济会士拒绝对物品的持有所有权，但仍然能继续使用。在这里，「使用」的这个概念成为了「私有制」的对立面。 早期圣方济会士的基本原则是明确反对拥有物品，这是他们拒绝接受物品的潜在经济价值以及衍生其他可能性的手段。比起拥有一件长袍、一间房子或者一本书，他们更倾向于使用这些物品。对他们而言，使用并非价值，而被理解成为一种分享物品的行为，是共同生活的最高体现。使用指代的是个体对物品暂时性的占用，一旦使用完成，物品要被回收并与他人分享。考虑到有关权利的现代观念的基础是由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所建构的，因此简单地来说，「使用」可以等同于一种彻底的「abdicatio iuris」（弃权）。圣方济会士提出的「altissima paupertas」（贫穷是自我强加的，因此是生命所渴求的形式）这一观念是受动物生活方式的启发，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所有权的概念并不存在。早期的圣方济会士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试验：一种没有私有制的生活方式，藉此共处和分享成为了禁欲实践的主体。在一场激烈却令人费解的司法辩论后，教会迫使他们宣布放弃，因此他们的生存证据（experimentum vitae）倏尔消逝，而他们实验的失败则意味着圣方济会士不顾一切想要躲避的私有制已经成为了现代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禁欲主义的意涵发生了改变。随着所有制逐渐成为社会资本的根基，再也没有可供选择的实践方式，更多的是道德伦理上的状态，目的是确保社会的对个体的控制以及增加对工作的献身精神的弘扬。私有制及其衍生出的资本增益不仅仅成为一种谋取权力的方法，还形成了一种先验性的煽动，使人们更加关注，并依赖于他们的经济状况。 4 如果没有私有制的概念，现代城市的历史性演变则令人难以置信。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逐利精神开始高涨，人们迫切地需要个体权利。在中世纪那些发生过革新的城市中，享有私人财产是公民权的先决条件。因此，私有制成为了现代政治制度的根基。住宅不再仅仅是遮蔽物，或是陋室（oikos，指希腊、罗马时期的住所），住宅明显地从公共空间中脱离出来。新兴的现代国家通过对公民最私密的状况——风俗习惯、社会和经济关系，进行规定来达到统治的目的，于是住宅既是居住空间，也是经济和法律的机构。从管理的制高点来看，住宅所有权有着双重目的。其一，它将人们束缚在某个地点，因此能减少社会发生异常的风险。其二，它允许人们将极低额度的住宅所有权作为可投资的经济资产。这就是为什么住宅建设成为了现代建筑中基本的项目——不仅起到遮风避雨的功能，而是使家务管理更加高效。 近代以来，房屋租赁开始在城市中蔓延开来。修建住宅不仅是为了庇护家人和族人，还租借给外人使用。十六世纪的建筑师赛巴斯提亚诺·赛利欧（Sebastiano Serlio）在他的建筑七书中专门用一本来写住宅。令人感到新奇的是，赛利欧的住宅设计关注了所有的阶级，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在设计中考虑到农民和工匠。针对这些群体，赛利欧提出了最小居住单元的设想，清晰地回应了居住问题中的禁欲特征。但是这里的禁欲主义并非是居住者的主动选择。赛利欧的小房子并非是设计给隐士，或者是其他有意想要逃避私有制的人。他的最小化住宅所体现的贫困特征是一种「有所裨益的」贫困，因为它让穷人的生活条件稍微得到改善，增加穷人的劳动力并使他们成为更具生产力的社会成员——「工人」。在此，建筑上禁欲式的抑制正是塞利欧的最小化住宅发展为现代的「社会性」住宅的特征，在当时体现了为生产效率所作的牺牲和劳作。有趣的是，塞利欧还将同样的抑制手法施加在给专业人士，如商人、律师和文书人员的住宅范式上。跟他那些只给教皇、君主和主教设计建筑物的前辈不同，塞利欧在建筑中充分表现了社会性质。塞利欧尽管被新教徒的福音传教所影响，但照我们今天的说法，仍能够被称为「具有社会关怀的建筑师」，他是一位能够放弃建筑的纪念性，不沽名钓誉的设计师。但是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这种倾向频繁地显示出当时的建筑最成问题的一方面——它仍是一种蔑视底层的「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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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mg3.doubanio.com/view/note/large/public/p10886262.jpgMaison Dom-Ino也许柯布西耶的多米诺住宅（Maison Dom-Ino, 1914）是住宅范式的最佳体现，结构上简单的混凝土框架能够让居住者能用最少的资源搭建起来，并能根据他们的需求继续加载。而且，多米诺框架的目的正是为低收入阶级提供一处最便宜的房产，让他们有自己的家务来管理。同样的原则还被大规模地应用在战后地中海城市的发展中，尤其是雅典和罗马。通过一点点促进小尺度建造业的发展，每个阶级都有可能拥有自己的产权，尤其是下层阶级。这些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为了形成一个「业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即便是最小的，看似微不足道的资产都能被视为金融投资的契机。 所有的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禁欲主义和财产的结合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人们被鼓励忍受简陋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他们被迫成为了掌管自己那些少得可怜的经济财产的「小地主」。这种将禁欲主义转变成具有发展潜力的财富是对其核心原则的背叛。正如我们所见，禁欲主义初衷是实现在权力体系中的自治权，为诞生一种能够挑战既定的统治模式的生活形式提供可能。然而在资本主义中，禁欲主义被曲解为一种指引人们更加不眠不休地工作、生产，累积更多的财产并最终全部消费掉的道德规训。矛盾的是，禁欲主义成为了一种将无私奉献和刻苦工作视为未来收益和消费必要基础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作为偿还债务的唯一方式。资源的匮乏所表现出资本主义唯一的富足就是竞争和克制下的高产出率，禁欲主义也因此被当下的道德契约所承认。 5 1930年初，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写了一系列批判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室内装饰的论文。按照本雅明的说法，资产阶级式的公寓充满了为了彰显私邸的意识形态而存在的物品。他观察到家具和内饰的存在并不仅仅因为需求，而是因为居住者迫切需要在此留下生活痕迹——为了展示对空间的所有权，而让生活空间变得更加亲切。从而产生了一种被动式的家庭生活，空间里的每件物品都有要体现居住者生活的意义。本雅明的批判十分巧妙，因为它并非从平民反消费主义的立场切入到对资产阶级内饰的批判。当时的欧洲，尤其是德国，正饱受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数百万的人民（包括本雅明自己）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柏林，不仅是下层阶级，还包括那些在威廉二世时期享受着资产阶级舒适生活的人，突然要面临个人财产随时可能灰飞烟灭的危机。如果剥去十九世纪室内装饰为彰显家庭稳固和经济稳定的纸老虎外衣，剩下的则透露出了其不可承受的忧郁和痛苦。本雅明瞭解人们对私有财产的主观态度，不仅是贪婪和渴望占有的，而且天真地认为他们的私有财产是永恒、牢不可破和独特的。 本雅明提出了与这种居住模式截然相反的空间，这是一种在「家徒四壁（tabula rasa）」的形态中追寻空旷感，一种躲避独特性、资产价值和归属感这些特征的空间。他在著名的论文《经验与贫乏》中，表明勒·柯布西耶设计的裸露的混凝土结构能够作为这种空间类型的模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雅明用一种激进的生活形式与柯布的极简主义相关联，正如我们所见，它被认为是将所有权制度从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内饰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然而柯布西耶裸露的建筑类型对他而言是工业社会生活的野蛮性忠实的体现：只有消除了熟悉的生活痕迹和特征的空间才能反映我们支离破碎的生活状态——工业化所产生的经验贫乏和大都会生活里的讯息爆炸。对本雅明而言，这种经验贫乏不再是个人的（而是人类经验的贫乏），甚至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繁杂的物品和讯息所揠苗助长出的禁欲观念。相反地，经验贫乏正是这种讯息爆炸的产物。被五花八门的资讯、故事和信仰所包围，「让人喘不过气的繁多资讯在人群中扩散开来，甚至，将他们彻底地淹没」——正如本雅明所说，我们已经不能再信赖于现存经验的深度和广度了。生活这个社会在不停地对我们进行填鸭式输入的时代中，我们的经验已经不能够有效地传递下去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本雅明唯一能够接受的生活方式就是成为一个「现代野蛮人」——能够白手起家，「步步为营，集腋成裘且心无旁骛」。本雅明提出了现代禁欲主义里最激进和最具颠覆性的形式——其中包含了将现代经验中最具毁灭性的一面，如无根性和叛逆性——转化为一种解放的力量，正如他在字字珠玑的文章《denkbilder》里定义的「毁灭性特征（Destructive Character）」。不难想象在经济危机和法西斯的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因循守旧的态度让这个时代希望黯淡，本雅明如何从魏玛共和国不稳定的局势中捕捉到了这种作为时代思潮的特征。本雅明自己的生活正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他在而立之年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从事着自由撰稿人的工作，不断地搬家（他在1930年代曾经搬了19次）。他决心将这种四海为家，毫无根基的生活方式视为涅槃的可能，就像是中世纪的化缘苦修的托钵僧人。他称这种毁灭性特征为解放的力量，正如他在这篇文章的核心段落所写道：「毁灭性特征只有一个口号：腾出空间；只有一个动作：清除杂物。他对新鲜空气和公共空间的需求比任何憎恶还要强烈。」 这样一来，本雅明离他最喜欢的英雄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那个不仅仅将现代城市的不稳定性表现出来，并活在其中的诗人，更进一步。波德莱尔拒绝按部就班地工作，而是把他的一生花在漫无目的在大都会的闲逛上。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记载的，波德莱尔笔下的浪子和花花公子，这些将生活本身塑造为艺术品的著名角色，都可以被理解成禁欲主义宣言的体现。波德莱尔不仅在诗歌中如此称颂，「当个人生活能够被塑造，也意味着这个人能自我毁灭」，而且身体力行，故意拥抱这种离经叛道的生活。波德莱尔憎恶住在传统的公寓的狭窄房间中，他不断地奔波，不仅仅是因为有债主跟在屁股后面讨债，还因为他憎恶对他人言听计从。波德莱尔像僧人般将私人财产缩减到最少，这样他就能把城市本身当作一个大到足以让他随心所欲地漂泊其间的栖息地。 有趣的是，就在本雅明写了《经验与贫困》和《毁灭性特征》的同一年（1933年），他还写了一篇小论文冷静地表达了对1917年革命后莫斯科市民的同情。莫斯科人不再拥有私邸，而是房间，他们的财产急剧减少以至于每天的生活方式都截然不同。据本雅明的观，这样的状况让他们不得不住在公共空间里，如俱乐部和大街上。本雅明并没有对这种生活方式有着乌托邦的空想。作为一个离经叛道、没有稳定收入的自由职业者，他太清楚生活在这样一种简陋之极的房间里乃是莫斯科市民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并没有选择的余地。然而对本雅明而言，这样的情况越是在建筑的内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越是提供了土壤来滋生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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