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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黄仕忠：学问本是冷门事，但从文献筑根基( 五 )


明治维新 ， 对于日本民族来讲 ， 他们需要学习西方来重建他们的文化 ， 所以一方面向西方学习 ， 一方面向中国传统学习 ， 加上本土的传统 ， 三者结合起来 ， 才能真正建立日本的新文明 。 所以当时他们研究中国 ， 研究中国文艺 ， 不单纯像我们现在这样做学问 ， 对他们来说 ， 做这些学问 ， 也是出于当时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 ， 因此他们抱着很大的热忱 。
国内方面 ， 戏曲小说在中国古代并不受重视 ，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里 ， 散文和诗歌是主流 ， 戏曲小说不登大雅之堂 ， 但是按照西方的文学观念 ， 文学史就是戏剧、小说、散文、诗歌 ， 古希腊戏剧就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 。 所以王国维先生他们重视戏剧 ， 也希望按照西方的方式 ， 重新给中国的戏曲一个新的定位 。 他们希望开拓一些新的领域 ， 在以西方思想文化为标准的情况下 ， 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些要素 ， 希望最后能看到我们的东西并不比西方弱 ， 所以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里提出关于“悲剧”的问题 ， 他认为中国元代就有悲剧 ， 像《赵氏孤儿》《窦娥冤》放到世界戏剧史上毫无愧色 ， 他开始有这样的世界眼光 。 日本学者更早地拥有了这样的世界眼光 ， 王国维吸纳之后 ， 继续思考如何让我们的文明、文化 ， 放到世界的潮流当中 ， 能够找到它的位置 。
“学术的发展总要有人愿意坐冷板凳”
南都：在胡文辉先生撰写的序言里引用了浦江清的一段话 ， 大意是戏曲史目录考订之学 ， 有书本文献足以传世 ， 而戏曲家的内部研究 ， 必有绝学不传于世 。 你怎么看待戏曲研究的这两条路径？
黄仕忠：在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 ，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责任和使命 。 如果基础文献都没有掌握 ， 深入研究就更谈不上了 。 我对日本藏的戏曲文献前后做了20年 ， 第一部分的成果差不多用了10年完成的 ， 我编了一个目录 ， 同时选择孤本和稀见的文献影印出版 ， 但影印出版 ， 还需要收藏一方同意 ， 中间有各种条件 ， 所以前后也花了十几年时间才做成 ， 最后则是写了一本书 ， 叫《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 。 这样 ， 先作调查 ， 编制目录 ， 精选资料 ， 汇集研讨 ， 十年时间的积累与消化 ， 然后才能出一本研究专著 。 我想 ， 我们学术研究工作 ， 大概需要这样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 才能出现一个较好的具有系列性的成果 ， 急不得 。 就像我们现在做的《全明戏曲》 ， 已经展开了将近二十年 ， 还处在一个发掘新的文献资料、编新的目录的阶段 ， 随着工作的深入 ， 后面就会逐渐产生很多的研究专著出来 。 学术是一个共同体 ， 我们在用我们的特长、机会和条件 ， 做我们最擅长的事情 ， 然后让这些工作成为学术的一个部分 ， 不能奢求一个学者把所有阶段的事情都一起做完 。 比如 ， 先定一个小目标 ， 把中间的某一个环节做好 。
学术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轨迹 ， 但总体上和社会发展的轨迹紧密相连 。 王国维的戏曲研究 ， 我们都关注的是最后他完成的《宋元戏曲史》 ， 而很少人注意到 ， 他决定从事戏曲研究之后 ， 首先是编纂了一个目录 ， 叫《曲录》 ， 先要知道古代到底有多少戏曲作品 ， 有多少剧本 ， 接着要研究音乐从哪里来 ， 从词牌到曲牌是什么关系 ， 脚色如何设置 ， 生旦净末丑是怎么来的 ， 把这些都解决了 ， 才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 我们学术研究都是这样 ， 先要了解和掌握基础文献 ， 然后才能慢慢深入 。 我们现在的文献工作 ， 很多都是1950年代打下的基础 ， 所以现在问题是 ， 学术真正要有进展 ， 必须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遗产 。
我们现在做《全明戏曲》就是这个道理 。 因为没有人编集整理出版的话 ， 要找到这些书很难 ， 我们最多只能看看最优秀的有几个 ， 但是真正的研究 ， 应当建立在全面掌握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 ， 我们需要知道整个明代到底有多少作品 ， 你看过全部 ， 和只看过一部分 ， 做出来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的 。 需要有人来做这样的工作 。 但是 ， 这样的工作在上世纪90年代是完全不可能的 。 现在我们国力强盛了 ， 我们高校经费投入多了 ， 随着我们国门开放 ， 我们可以到全世界去寻找材料 ， 有大量的资料可以公开 ， 可以拍照、复制 。 所以 ， 我认为应该要有人来做这么大的工程 ， 既然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发展 ， 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和可能 ， 那么 ， 做这样的事 ， 也应当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应有的担当与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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