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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黄仕忠：学问本是冷门事，但从文献筑根基( 三 )


但是 ， 你也不要想象成遍地都是 ， 需要机遇 ， 也需要慢慢调查 。 其实只是在几千种文献里 ， 找出几十几种特别珍贵的 ， 这些工作你不到现场 ， 不一本本去翻 ， 是很难发现的 。
反过来说 ， 也正因为这样 ， 我的工作就有了意义 ， 因为我到现场 ， 逐册翻看了 ， 知道哪些是有价值的 。 我的想法是：我来看一次很不容易 ， 我希望我看过以后 ， 编好目录 ， 别的学者就不用那么麻烦 ， 可以通过我的书知道日本的藏书情况 。 我的编目会把每座图书馆收藏的书名、作者 ， 在哪个文库 ， 索书号是多少 ， 都记得很详细 ， 可以直接拿着我的索书号到图书馆去借书 。 这些索书号很容易出差错 ， 所以我要记录得非常小心 ， 这样的话也给后面的学者提供方便吧 。
南都：你认为文献方面的搜罗汇整 ， 对中国戏曲研究本身的影响如何体现？你有哪些独特的发现？
黄仕忠：其中发现的一些难得的珍贵资料 ，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对戏曲发展史的理解 。 例如明代著名学者焦竑 ， 他曾经以“龙洞山农”的笔名 ， 批校过《西厢记》和《琵琶记》 ， 把这两部剧作合起来刻印出版 ， 这是明代最早的戏曲评点本 ， 而这种完整的合刻本 ， 只有日本还保存着 。 “龙洞山农”在序文中提出了关于“童心”的问题 。 他把这套书送给了李卓吾 。 李卓吾的《童心说》就是针对焦竑的说法而提出来的 。 这篇《童心说》 ， 是古代文论里很重要的一篇文章 ， 它开篇称“龙洞山农”怎么说 ， 然后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 。 以往学者不知道这“龙洞山农”是谁 ， 所以通行的解释 ， 是李卓吾假托了一个人的名字 ， 现在我们发现这不是托名 ， 而是真实的故事 。 李卓吾因为得到焦竑所赠刻本而作评点 ， 并加以发挥 ， 遂开戏曲、小说评点之盛景 ， 这样 ， 中国戏曲史、批评史相关的章节便需要改写 。
又比方说 ， 我在东京大学发现了一本薄薄的戏曲稿本 ， 作者名字叫“云槎外史” ， 一开始不知道是谁 ， 结果我经过检索发现 ， 这是清代有名的女词人顾太清的号 。 关于清代词人 ， 有“男有容若 ， 女有太清”之说 ， 这位和纳兰性德齐名的女词人就是顾太清 ， 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杰出词人 ， 晚清及民初的词学评论家对她评价非常高 。 到上世纪80年代 ， 国内学者还发现她写过《红楼梦》的续书 ， 叫《红楼梦影》 ， 从而知道她还是一个小说家 。 再后来 ， 我在日本看到了她的这个戏曲稿本 ， 发现她同时还是一个戏曲家 。 我印象中“云槎外史”这个名字 ， 好像在国内的哪本目录里看到过 ， 所以后来在河南省图书馆又发现她另外一部戏曲稿本《梅花引》 ， 等于说 ， 我发现了她的两个戏曲稿本 。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剧本又和她的人生经历、和她早年的婚恋经历有关 。 就这样 ， 对于一位非常重要的词人 ， 我们发掘了她的新作品 ， 并且发现了她具有更宽广的创作面貌 ， 其中还涉及晚清一些文人 ， 如与龚自珍的关联 ， 你顺着这样的线索和别的文献结合起来看 ， 我们的文学研究就会有很多新的东西出现 。
谁是中国戏曲研究的开创者？
南都：书中你特别指出一些近代中日学者之间的学术来往 ， 如王国维旅日期间受到日本学人的影响 ， 其中包括森槐南 ， 你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戏曲研究 ， 真正发迹于日本而非中国 ， 你的依据是什么？
黄仕忠：我在日本的时候发现 ， 戏曲藏书非常集中 ， 往往都在某个文库里 ， 这是因为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研究者 ， 他们专门研究戏曲 ， 所以收集了很多戏曲书 ， 晚年就把这些书卖给或者捐赠给工作的单位 。 其中 ， 我发现日本很多图书馆都收藏了王国维的作品 ， 凡是重要的学者 ， 几乎每个人都有王国维的书 ， 我很好奇 ， 这些书为什么会到了日本去？后来我发现 ， 内藤湖南在他收藏的明刊《西厢记》里 ， 有一个跋语 ， 大意是王国维去世时 ， 上海朋友出售王氏的书 ， 以救恤其家人 ， 他也选了一本 ， 9月份寄到 ， 他就在书中做了一个记录 。 所以我知道这批书是通过罗振玉的弟弟罗振常卖到日本去 ，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 涉及现代中日学者之间的交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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