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回拨来自武汉的来电 电话那头的他们还好吗?( 二 )


有年轻人说,过去两个月,最难过的时刻,不是自己和家人确诊;也不是发烧到39摄氏度,全家都腹泻虚脱;而是去到很多医院无果后,母亲一度叹着气说:“算了,回家吧 。”
一个30多岁的男人笑着感慨,母亲真是“老革命” 。她确诊后,社区说管不了,儿子便去大吵 。母亲劝他,肯定有人更严重,所以不要吵,不要给国家添乱,“我还能撑” 。
两天后,母亲突然问,怎么样,有床位了吗?答案是还没有 。老人沉默了 。
笑着笑着,男人突然就哭了:“心有灵犀 。其实我妈只说这一句,其他人完全没感觉的,只有我知道,她撑不太住了 。”
他赶紧再去求助 。
故事的另一面,是38个家庭里多数年轻人共同的感觉——“还好我在” 。他们中有人在疫情暴发后,从其他城市赶回武汉,然后被感染;还有人失去了工作 。但没人后悔回来 。
有个姑娘记得,从1月底到2月初,自己填了100多张表格,都是求助的 。然后一直通电话,持续了好几个通宵 。本来也睡不着——她的母亲确诊了,“呼吸急促”;父亲则更危险,发烧10多天了,肺部严重感染,CT也吻合,唯独核酸检测结果一直呈阴性 。
难处在于,她几乎每分钟都要作出判断 。求助信息发出后,她每天通100多个电话,收到上千条信息,不能每个都回复,要有能力找出最可能救命的渠道 。身边很多人,尤其老年患者,执着于再去医院门诊排队碰运气 。可姑娘想,感染者极度虚弱,在路上折腾几次,恐怕更糟糕 。
隔离点也打过好多电话,让父亲过去,说“如果变严重,可以更快转院”,她每次都拒绝 。父亲症状已然很重,可核酸检测结果恰恰是阴性,女儿早已打听清楚,隔离点转入医院的金标准也是“核酸” 。她怕离开自己,父亲的命运会成为未知数 。
“很困,很累,但是必须清醒,绷紧神经 。就像在一个超级、超级、超级难的游戏里,很多很多关卡,每一关有很多选项 。你选错一个,你的家人就没了 。”
2月9日中午,她“通关”了 。她接到电话,“下午120拉你父母去医院,要不要担架?”
姑娘还处在惯性里,依旧是那句话:“我父母经不起折腾,我们不需要去急诊,不要打针,我们必须住院 。”
“就是安排住院 。”
她愣住了,眼泪不知为何止不住 。“我当时明明乐疯了 。”
“我做了一切能做的 。”这位姑娘的父母如今都出院了,但她还是会想到2月初那些无助的、涌向医院的人 。她总结,灾难来得太急,这座城市和它的市民都措手不及 。相比之下,“家里有二三十岁、会检索信息、判断局势和沟通的年轻人,会相对好一些 。”
在疫情暴发之前,她只是一名漫画编剧,每天对着写字台,与人打交道并不是她的强项 。现在回忆,她诧异于自己当时“那么能说” 。
还有个女孩回忆,最难的那几天,武汉下着雨,“好冷好冷”,医院全是人,大厅被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充斥 。去了医院要自己走回家,她和妈妈搀着发高烧的父亲在雨里一步步地挪 。父亲屡次说,就这样,在家待着吧 。她否决了无数次 。
一个平日在上海工作、很少回家的小伙子,“用尽所有办法”为爷爷争取到一个武汉的医院床位,然后自己也感染了 。同样感染的奶奶和爸爸还没来得及入院,医院的电话来了:爷爷去世了 。他瞒住家人,独自去收拾遗物 。后来,他和父亲没住进同一家医院,他每天打电话告诉父亲,怎么看检查结果,怎么和医生沟通,有些药是不是该调整 。电话两头的咳嗽声逐渐减少了,父亲有天突然问:“爷爷怎么样了?”“他,他情况不太好,还在抢救 。”小伙子想,还没到告诉家人的时候 。
李复兴(化名)大年初三从外地回到武汉 。他73岁了,在武汉开了一家临终关怀机构,入住的100多位老人大多数都失能了 。坐在返汉的高铁上,他拍下站台,空荡荡的 。
2月,李复兴年前接收的最后一位老人和照顾他的护工被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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