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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王永利：多措并举加快降息( 三 )


三是可下调存款基准利率 。 其中1年期定存利率（2015年12月24日起下调至1.50% ， 一直保持至今）可调降0.25-50个百分点；
四是降低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目前为0.72%） ， 使金融机构在央行的活期存款利率保持与居民及单位活期存款一致的水平（目前为0.35%）；
五是扩大财政贴息的专项贷款规模；
六是适当放宽银行发行存单或进行质押式回购融资的限制；
七是推动银行加大已有贷款展期以及减免利息或延期收取利息的力度；
八是综合考虑和把握多种举措的组合效果与节奏力度 ， 创新政策传导方式和机制 ， 增强金融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 提高政策传导效率 。
当然 ， 现在对降息降准也还存在不同看法 。 有人担心：大幅度降息降准 ， 可能出现大水漫灌 ， 影响经济结构调整与高质量转型发展；或者担心在目前CPI仍然高于5%的情况下 ， 降低存款利率 ， 将扩大存款实际负利率的程度 ， 影响政策公平性和存款积极性；或者担心利率下调会增强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 ， 造成资金外流等等 。 但这些担忧其实是不必要的 ， 至少是在当前应对全球疫情巨大冲击的非常时期更是如此 。
当前 ， 保民生（包括企业生存）、保就业、保稳定（包括外贸、外资和国际生产链稳定）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 此时 ， 适当调降存款基准利率 ， 扩大存款实际负利率的影响并不突出 ， 更何况宏观政策的实施 ，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实现利益或财富的重新分配 ， 降息对存款规模较大的群体会产生较大影响 ， 但对存款规模不是很大的群体影响并不大（这也可以通过加大财政补贴予以弥补） ， 而能推动中国经济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 ， 将是对全国人民整体利益的根本保证 。 同时 ， 今年一季度超过5%的CPI本身也存在很大的特殊因素影响 ， 在生产和消费不振的情况下 ， 不具备可持续性；
国内货币政策的实施 ， 确实需要与国际环境变化相适应 ， 维持好内外平衡 。 但恰恰是在疫情全球大爆发的情况下 ， 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强力刺激政策 ， 大幅度降息至零利率甚至负利率 ， 普遍出现国债收益率为负的状况 ， 此时如果中国不能推动适当降息 ， 可能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 ， 甚至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中国 ， 但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情况下 ， 人民币不能保持与一篮子主要货币汇率的综合平衡 ， 反而保持汇率单方面坚挺 ， 对出口将带来很大压力 ， 并非好事 。 而且高利率或高收益率 ， 可能更多的吸引国际热钱流入债市 ， 而非进入实体经济 ， 同样存在很大风险 ， 需要仔细斟酌 。 此时坚持不降息 ， 不能与主要国家降息步伐保持一定程度的协调 ， 可能恰恰是不合理的 。
至于较大幅度降息降准会不会造成大水漫灌 ， 影响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 更是必须认真把握的根本性问题 。 也正因如此 ， 中央提出“抓紧研究提出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 ， 不仅是要广开政策门路 ， 还包含要强化政策协调 。 货币政策必须加强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外贸及外汇政策等方面的协调配合 ， 坚定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 此时宏观政策调整 ， 要更多地注重于短期消费和开支的刺激 ， 减少政府直接投资大项目、大基建 ， 更多地调动民间投资和生产积极性 ，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 为今后宏观政策调整留下余地 ， 避免大水漫灌和给今后留下重大风险隐患 。 但不能因此就畏手畏脚不敢作为 ， 必须看到 ， 就像应对新冠疫情 ， 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果敢强力控制举措 ， 一旦错过最佳窗口期 ， 将造成巨大损失和风险一样 ， 面对当前经济社会运行严重受阻的局面 ， 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舒缓和恢复 ， 同样可能因贻误时机而造成重大损失 。
因此 ， 现在必须对新冠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及其可能带来的深刻影响做最坏的打算和准备 ， 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中国经济率先止跌回升 ， 增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 当前 ， 宏观政策的刺激力度要足够大 ， 宁肯过而无不及 ， 并可以根据实际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宏观政策 ， 包括进行政策回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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