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历史上北方政治中心从长安洛阳一带转移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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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彩虎历史西安、洛阳、北京、南京与开封这五个城市及其附近。这五个城市中又有所区别，西安、洛阳、北京相对而言更重要一些，下来则是南京，为都时间最短的则是开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五个城市从地理位置上又可以分成两组：东西向的西安、洛阳与开封，南北向的北京与南京。这两组城市作为首都的历史恰巧也可以区别开来：前一组是中国历史前半段的首都，后一组则是后半段历史的都城。中国历史上国都的迁移，往往在同一时期里有两个位置几乎同样重要的都城并存，甚至在一个朝代有两都并建的情况出现。如在西周到唐代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是西安与洛阳，在唐末到北宋二百年间是洛阳与开封，最后则是从金朝到今天是北京、南京，长达八百年。
今天的西安作为首都，始于周人。周的先人为了向东开拓，到周文王终于定于丰。武王再将政治中心迁到与丰隔水相望的镐。不久，武王伐纣，周取代商朝，统治了中原地区。而地处天下之中的洛阳，对控制东方更为有利，武王因此萌生了在洛阳建都的想法。不过，洛邑的建设到周公相成王时才全面完成。
洛邑建成后，成为与宗周镐京并立的都城。不过，建成后的洛邑，其实是含有陪都的意味。因此，终西周之世，正式都城一直在镐京未迁，但成周始终是周人镇服东方敌对势力的重镇。
宗周位于关中，自然条件优越，粮食供应充足，这是第一。第二是四塞之地，有险可凭，也可以就近抵御犬戎等西北民族的侵扰。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这里是周人的发源地，是文化的渊源与政治的保证。但丰镐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地处西鄙，行政治理不便。所以到了东周时期，王权衰落，内控外御力量削弱，就不得不将都城东迁王城，远离外敌侵扰，就近控制内部。
洛阳处天下之中，优势当然在于对全国行政管理十分有利，而且各地贡赋的调集，商贸上的往来也处于道里均衡的有利地位。优点突出，缺点也十分明显：中州平原是四战之地，伊洛小陈平原更是无险可守。真正打起仗来，这里就如张良所说的：“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比起丰镐所在的关中来，无论是外御敌侮，还是内控叛乱，洛阳的安全性差之千里矣。
与周人相似，秦人一样是从西边迁来，秦国的都城最后定于渭河之北的咸阳。秦国以咸阳为根据，一一击败东方六国，咸阳自然也就升格为统一王朝的首都。秦亡汉兴，刘邦在洛阳呆了三、四个月，后来是在听了娄敬、张良的建议，西迁长安。
因为，从御外的角度，秦与西汉所面对的北面强敌都是匈奴，建都关中有利于抗击强敌。事实上，秦正是凭借关中而收复被匈奴占据多年的河套地区，并将这一新收复地区建设成新秦中。到了武帝以后，国力强盛，以关中为基地打击匈奴于西北，西取河西五郡地，而且开辟西域地区，将今天的新疆地区的大部分纳入版图之中，远远超过了秦的疆域。这时，位于关中的长安几乎成为全国领土的中心了。
数百年后，唐太宗又重演了当年汉武帝抗击匈奴的故事，将唐王朝的疆域一直拓展到了帕米尔高原，只是对手换作了突厥。
所以，若王朝进取则定都长安，若守成则定都洛阳，这几乎成为中国历史前期的一个定律。比如，东汉国力远逊于西汉，于匈奴于西羌均有力不能胜的难处，所以只能建都洛阳以求自保。随后的西晋比东汉更弱，也只能定都洛阳。介于东汉与西晋之间的曹魏仅有半壁江山，自然以洛阳为都城。
李唐再继隋而立，仍然拿来主义，把隋的国都、制度一并照搬，省却了不少气力，效果却出奇的好。但细比起两汉，情形已有些变化。
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虽然仍在黄河流域，但已经不占有绝对的优势。在东晋南朝的全力经营下，长江流域已显现出勃勃生机，江南地区成为平衡整个中国的重要法码，隋炀帝的南巡江南，并非仅是为了淫乐消遣，另一个用心是仿效秦始皇，宣示国威。因此，尽管隋代定都于关中地区，并精心修建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大兴城，却视洛阳十分重要，显然是考虑到这里控制长江流域更为便利。唐代也基本如此。所以，隋唐时期与秦汉已有所不同，洛阳与长安并肩，甚至还略占优势：隋炀帝以居洛阳为常，唐高宗干脆移居洛阳，称为东都。他的夫人武则天称帝后，正式定都洛阳，长安反倒成了陪都。虽然，后来李唐复辟后，还都长安，不过洛阳仍是割舍不掉的至爱，玄宗前期就曾五次移居洛阳。显然，这时长安的地理形势已弥补不了它的区位缺陷，需要靠洛阳的居中地位来补救。这当然也隐隐露出长安为都的败象来。果然，到了唐末，昭宗最终被朱温逼迫迁都洛阳，此后长安便永远失去首都地位，只有极为短暂地做过后唐的陪都西京。
北宋以后，长安即使从理念上也永远与都城地位告别了。尽管明初朱元璋在立都时，御史胡子祺认为“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朱元璋也颇以为然，还专门派太子朱标巡抚陕西，似有立都之意。但事实上，朱标回到南京后却并无下文，看来，朱元璋对建都关中，也不过是一时的念头而已。
长安为都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是在国民政府时期。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洛阳办公。鉴于南京地处前线，一旦中日战争爆发，首都地位难以保全。因此国民党决定以洛阳为行都的同时，再行设立陪都西安，并定名西京。甚至还委派了张继等人组成“西京筹备委员会”。但最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陪都选的却是重庆，并非先前打算好的西安。
武则天
从西周到唐代大约两千年的时间，之所以首都一直在洛阳与长安之间徘徊，是因为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直到唐代中期之前，我国的文化、经济重心一直都在黄河流域。所以，早期的首都自然也就落在黄河流域了。
但中唐以后，随着文化、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长安，从财赋所出的江南一带来看，再往东方的开封，地位也就渐渐的重要起来，到了唐末开封就真的成为了政治中心。不过，这一转移并不是直接从长安到开封，而是借洛阳中转了一下。当时控制了李唐政权的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先是强迫唐昭宗迁都于洛阳，待后梁篡唐而立以后，就直接定都开封了。
大运河
开封利用运河更加方便，可以直接把江南地区的财富漕运过来，经济上的优势十分明显。
事实上，在北宋建都之时，开封凭借着发达的水路运输已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安史之乱”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量人口的向南流徙，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因位于贯通南北经济命脉的大运河中枢，开封则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到了五代时，开封已成为“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舟车之所凑集”的北方大城市了。不过，开封的确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所以，同时洛阳仍一直作为陪都。
北宋之后，开封再作为首都则是在1214年，金宣宗贞祐二年。女真人为了躲避蒙古人的压迫，将首都迁往陪都南京开封。此后，直到1233年（天兴二年）金哀宗出走，南京陷落，开封作为陪都与首都的地位最终也结束了。开封作为首都，最后的机会是在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同时以开封为北京。据说，这是因为他仰慕宋朝的制度，不仅明代的行政管理制度模仿宋朝，比如都、布、按三司分立就是仿效宋朝转运、安抚、提刑诸监司分立，甚至还有过建都开封的想法。只可惜这时的开封周边水道淤塞，交通优势尽失，无法成为首善之区，朱元璋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真正的将首都建在长江流域，应该说始自南朝。
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的都城建设开始有了离开长安洛阳一线而发生南北位移的现象。当时对于北朝来说，依然有建都长安洛阳的可能，但南朝则只能建都于长江流域了。在长江流域可供选择作为首都的城市很少，几乎只有一个城市无论是从地理形势，还是从经济考量都符合要求，这就是今天的南京。
南京背依长江三角洲平原，农业发达，经济繁荣，占据着极为有利的经济地理区位。而从军事形势来看，前据大江，南连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所以，诸葛亮对此地的形势深加赞赏：“金陵，锺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因此，自东汉末年起，最适宜做半壁江山首都的地方，几乎非南京莫属了。
孙权
东汉末年，孙权将当时称为秣陵的南京改称为建业，以此地作为吴国都城。此后，南京作为孙吴、东晋及宋齐梁陈六朝都城的时间长达330年之久，统治着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因此史称南京是“六朝古都”。
【为何中国历史上北方政治中心从长安洛阳一带转移到北京?】 不过，南北朝以后，南京几乎就丧失了作为首都的地位。南宋宋高宗却没有恢复全宋的雄图，宁愿躲到更安全的杭州，可以有长江与钱塘江两道防线。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由南向北得天下的明初与民国年间，南京再次作为首都，但也只维持了十分短暂的时间，而替代者都是地处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交界的北京。
今天看起来是首都的不二选择的北京，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却一直地处中原边缘，长期以来只是一个州郡级的首府而已，辉煌一点的历史是北京一带在西周时曾做过燕国的都城。尽管燕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但也只是北方的一个弱国。早期的北京之所以没有受到重视，还是因为对于华夏文化的核心区来讲，它的位置过于偏北，甚至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只占据北半个中国的分裂王朝都没有考虑过用它作为都城。但是，随着中国北方政治地理格局的改变，北京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逐渐从一个边城发展成为中原王朝的陪都以至首都。
契丹
中唐以后，威胁中原王朝，主要来自于东北地区。比如契丹族就崛起于东北，对中原地区的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五代时，后晋石敬瑭就迫于压力把幽云十六州的土地割让给契丹，遂使契丹国的南界扩展到了今河北中部一线，并且把政治中心的一部分职能放在了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938年，契丹改国号为辽，同时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改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后来再改为析津府，作为陪都。因为这里曾为战国燕的地域，所以又称燕京。今天我们把辽作为与北宋、西夏鼎足而立的中原王朝之一，所以北京作为有影响的都城就是从成为辽的陪都开始。
十二世纪初，辽的部属女真族继起于东北，仅用了十几年就先灭辽，再灭北宋，建立了横跨北中国的金朝。金的南疆一直到了秦岭淮河一线，远过于辽，但由于根据地仍在东北，所以仍仿辽制，建辽南京为陪都，正式改称为燕京。1153年，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金将首都迁到了燕京，改称为中都大兴府。这是北京第一次成为首都。十三世纪初，蒙古人崛起于北方草原，元世祖忽必烈就于1267年把首都迁到了中都城，随后改称为大都。从此以后，北京就从半个中国的首都到全中国的首都直到今天，其间短暂迁往南京。
北京山前小平原处于华北平原的最北端，从北方而下，经过太行山山麓通道，可以直达中原核心区域；从此往北，通过燕山山地诸山口就进入到蒙古草原，再往东北可沿渤海边缘大路进入松辽平原。这种控扼天下的形势，对金元以后蒙古高原以及东北地区已纳入中原王朝控制的局势来讲，当然是建都的最佳选择。这一点，金人梁襄早已揭明：“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奥，而俯庭宇也。又居庸、古北、松亭诸关，东西千里，险峻相连，近在都畿，据守尤易。”其实，他说的就是一种地理上的气势。
清人入主关内，出现的依然是辽金元以来不断重复的政治态势。由于清代所建立的多民族大帝国北部几乎囊括全部蒙古人部落，西北包容准噶尔与回部，西南领有西藏地区，远远超过汉唐盛世，北京的地理位置也因此不像过去那样偏向北部，而显得相对比较适宜。而且这时的北京从辽代以来，已经有了近七百年的陪都与首都地位，气势早已养成。再往后，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华民国以及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首都的定位无不依仗这一气势。
西安是以西驾东，而北京则是以北临南。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格局所决定。唐以前，山东地区，即黄河下游地区是可以与关西抗衡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所在，当时的政治格局是东西对峙。宋以后，发生了九十度的转向，政治力量的对立是南北方向。当东西对峙时以西安为上，而南北对峙则以北京为上，形势使然。
中国首都选择，形势往往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传统观念。这一点有时要胜过经济中心的重要性，西安与北京可以说是两个最突出的以形势取胜的都城。
北京与南京的关系是共生共长。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时以南京为首都。朱元璋之子朱棣从他的侄子手中夺取帝位后，一开始就打算迁都北京，因为朱棣封为燕王，在北京有比较牢固的政治基础；但最重要的因素是明朝的主要外敌是北逃的蒙古势力，建都北京有利于抗敌。朱棣六次亲征蒙古，都是以北京为基地。所以，建都北京对巩固明朝边防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明代前期北京南京之间多次反复，但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北京作为全国性首都条件的确比南京优越，所以，经过来回往复之后，明王朝的首都最终还是定在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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