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英脱离群众,是社会崩溃的征兆( 四 )
图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思·韦伯最显而易见的催化剂是一场全国性质的威胁 , 它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 促使精英们对国家作出承诺 , 产生对价值观的重新思考 , 并激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 。 如果正确的领导人能够利用崛起中的中国这一威胁 , 它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 如果一个极具魅力的政治家建立了联合政府 , 并围绕着一个强调为共同利益而自我牺牲的改革议程召集人们 , 他将拥有最大的机会 , 但即使这样的联合政府带来了许多变化 , 它也很难长期保持必要的活力 , 除非威胁的持续时间很长且非常严重(比如在以色列) 。 即使是高度切身可感的9/11事件也没能带来任何行为的改变 。尽管有时被贬损或滥用 , 但民族主义仍然是此时一个重要的工具 。 它加强了社会纽带 , 产生了慷慨、诚实、关心共同利益、尊重他人以及其他对现代社会的运作至关重要的建设性社会准则 。 同样 , 信仰和传统习俗的复兴有助于在精英中建立对他人的责任感 , 并重建他们曾经使社会繁荣的合乎道德的承诺 , 包括家庭、节俭和公民参与 。 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 , 只有宗教才能触及“心灵的习惯”以及“塑造心灵习惯的各种思想” 。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有可能加剧上述问题 , 使改革更加困难 。 然而 , 在这一过程中 , 有三种重要的方式可以使精英行为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 重建国家力量的社会根源 。首先 , 正如韦伯提出的 , 选拔和培养精英的机构需要让他们做好管理国家的准备 。过分强调功绩(和财富)降低了精英阶层中品格和美德的重要性 , 破坏了曾经在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规范 , 对包含政治舞台、金融市场、约会现场在内的一切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 这需要改变年轻人接受培训和评估的方式 。 学校应该加强公民教育和品格建设项目(例如 , 童子军 , 至少参考其最初的形式) , 并同时通过道德行为和考试成绩来评估学生的能力 。大学和研究生院应该优先考虑申请者的个人品格 。 现今 , 论文题探讨志愿服务和帮助社会的承诺 , 但学校将其解释为了另一种形式的成就 。 课程应该鼓励学生与利益相关者合作 , 回应公共利益 , 投资于特定的地方 , 而不是仅仅追求个人抱负 。 例如 , MBA学生经常被教导说 , 盈利是美国企业的首要——或者唯一的——目标;在其他国家(如德国、日本) , 教育、文化和政府政策使学生认为员工的需求、经营的地点和更广泛的社会同样重要 。 (压榨公司的美国政客 , 比如特朗普总统 , 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 虽然他们的方法很粗糙 , 而且是在后程才出现的 。 )学生和商界领袖需要重新关注我们应给予他人的道德情感 , 亚当·斯密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支柱 。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一个全国性的服务项目将给精英们提供经验知识 , 并加强与其他美国人的联系 。 在不太富裕的社区 , 对生活、工作和开放社会资本的建设组织采取更高的激励措施 , 可能会鼓励更多的人不仅表达他们的关切 , 而且在实际上为国家利益作出个人牺牲 。 鼓励精英大学和研究生院逐渐建立一套行为准则 , 强制或至少大力鼓励在贫困地区提供服务 , 将有助于改变价值观 , 就像“为美国而教”一样 。 学校不仅可以推广在国外的学期教学 , 还可以推广在国内的服务型学期教学 。 如果承诺在农村或城中村工作至少五年 , 甚至可以减少或免去学费 。这种服务倡议指出了塑造精英行为的第二种方式 。政府、精英培训机构、媒体等应该更加协调一致地努力使精英融入当地社区 。 这将使他们更有知识 , 更有责任感 , 也更有动力应对国家和人民面临的挑战 。 (沃伦·巴菲特的成功与其拥有谦逊的生活方式和深深扎根于本土社群的关系可能比人们普遍认识到的更紧密 。 )社会关系越密切 , 信息、关系和责任感越个人化 , 精英阶层的义务就越大 。 今天 , 精英的同情心往往是去个人化的 , 他们对抽象的受害者和远方的人的同情 , 比对那些路边的人的同情要更多 。 这就需要创造性的思考 , 以防止社会上层从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中获得不成比例的收益 , 然后使他们的生活免受其造成的动荡和混乱的影响 。 这还要求建立各种机制和激励 , 以确保不同阶层要么生活在同一个广阔的领域 , 要么有更深层次的融合 。在政策方面 , 应该采取更加一致的努力 , 限制人们从海外囤积财富、逃避美国税收、通过剥削雇员来致富或只靠先辈的红利生活的能力 。 我们可以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对国家的投资 , 特别是对贫困地区的投资(这是最近的税制改革正在尝试的) 。媒体可能会更多地强调那些个人——特别是在精英中——他们在完成学业返回社区 , 或在服务缺乏的社区担任领导职务 , 或为在当地工作而牺牲有收益的职业 , 或为了履行对其他人(配偶、邻居、城镇、教会)的义务而牺牲自己 。 这将激励其他人也这样做 。 (这一策略有效地突出了个人为整体环境做出的牺牲 。 )例如 , 现任参议员科里·布克亲力亲为 , 花费八年时间扭转了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情况——它是美国麻烦最多的城市之一 。当然 , 精英阶层越能反映国家的种族和性别平衡 , 就越容易使其融入社会——精英阶层在所有群体中的合法性也就越高 。 重新强调精英并不意味着接受曾经将大部分人口排除在精英地位之外的种族和性别不平等 。 事实上 , 最强大的精英群体对新的人才注入抱持开放态度 , 基于社会流动性充裕的社会 , 努力将最好的文明传播到全国各地 。 他们不怕竞争 , 他们从竞争中获益 。 关键在于 , 要使进入精英阶层的途径更加容易 , 同时不要冲淡长期以来定义精英阶层的道德思想和责任感 。最后 , 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导人 , 以及塑造精英的机构 , 需要传递更多的对社会脆弱性的谦卑感 。培养谦卑感需要对其他伟大文明的历史有更大的认识 , 也需要社会的衰败有可能重演 。 尽管人们普遍担心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环境问题、不平等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危险 , 但对于社会解体、建设性社会风气下降以及精英与其他人群在物理上和心理上的日益分离 , 却很少有人担心 。 改变心态需要对教育进行重大改革——特别是对精英的教育 。更多关于其他社会和文明兴衰的知识以及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 , 应该成为每一个高中和大学课程的一部分 。 汤因比的观察应该和他所描述的历史事件一起被研究 。 关于社会衰败的更多材料(例如 , 家庭破裂和社区关系削弱带来的负面结果)也应成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新闻学校、经济课程和公共政策课程中 。自我牺牲与公共利益对于大多数美国精英——领导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 , 认为社会可能因内部缺陷而衰退或失败的想法似乎难以理解 。 相反 , 正如亨廷顿所说 , 他们无意识地持有“对进步理论的隐含的认可”——对历史的辉格党式解释 。 正如前总统奥巴马喜欢说的那样(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 , 而马丁复述了西奥多·帕克的话) ,【“道德宇宙的弧线很长 , 但它向正义弯曲” 。 】奥巴马引用这句话来支持一种进步的决定论 , 这种决定论使许多精英相信 , 美国不会经历历史上其他主要文明以某种形式面临的挑战 。 目前的轨迹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几乎没有反映出来 。 但精英们并非没有感情 。 大多数人希望相信他们确实在做好事 , 希望相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正在为他们的社会做出贡献 。 问题在于文化当前如何定义贡献 。 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曾经认为 , 财富和权力要求在个人层面上发展起来的、需要个人的回应的责任和义务——而这种责任和义务通常属于某个特定的地方和群体 。 今天 , 那些在生活中寻求更大意义的精英们会发现 ,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是通过一个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网络来服务他人和与他人交流 。 使自己融入到一个需要管理的、涉及不同阶层、职业和政治信仰的社区 , 需要付出很多牺牲 , 甚至会带来不安 。 它也承诺了比任何自我实现的追求都更大的个人转变 。 只有当精英们投入到对其他民众的关注中 , 谦虚地对待“历史的正确一面”的叙述 , 开放地管理而不是“检查”他们的特权的时候 , 他们才能增强美国社会的力量 。翻译文章:Seth D. Kaplan, How Do America’s Elites Stack Up?, The American Interest, Oct 30, 2019.网络链接: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9/10/30/how-do-americas-elites-stack-up/【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法意读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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