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官僚世家不杀功臣而穷人地痞称帝后却大开杀戒

为何官僚世家称帝一般不杀功臣，而穷人地痞称帝后却大开杀戒？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出现的朝代数不胜数，而这些朝代中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开国皇帝和一群开国功臣。一般来说，开国功臣跟随皇帝打下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朝代建立之后，皇帝应该对开国功臣进行大肆的封赏，唐朝李世民便对开国功臣加官进爵；但是也有皇帝在朝代建立之后，大肆屠杀功臣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以朱元璋为例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流氓地痞称帝，一般来说都会杀功臣，在前朝后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没有说像明朝一样把功臣杀殆尽的现象。而明太祖朱元璋杀功臣，究其原因，从《明史》的“治体说” ，清人“身后说” ，到今天通行的功臣骄纵， “犯上害民”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说。在苏木看来，明代开国君臣于君臣关系有颇多缺失与障碍，甚至关系决裂，究其根本，大多源起于他们的农民心态。

明代开国君臣皆崛起于微寒，他们原本是贫困的淮西农村中一群贫困的农民苦苦挣扎于社会的底层，每个人都有过卑微、艰辛、屈辱的贫贱生涯，他们集结相从，又有近20年的南征北战共创大业的奋斗历程。但是他们在底层生活过所形成的意念、心理、学识等等，不会因为他们的地位变化而全然消失。他在君臣关系之中定然发生着重要的作用，他还包括着与此相应的为君做臣之道。苏木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为大家解读：由“饥来就食”到“亦欲富贵”的转变，朱元璋和功臣追逐权力多多益善的心态，使得对立一面变得更为尖锐与突出。在朱元璋和功臣的关系恶化过程中，功臣虽非通行观点所认定的全都骄纵不法，但大多都粗俗无礼。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又“特用重典驭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 ，这样的话，君臣关系自然难以持久和平。那为什么朱元璋要将功臣的骄纵视为过罪还妄加猜杀呢？以区区小过，纵无穷之诛。 ——《廿二史·记》朱元璋和功臣对于权力的追逐，朱元璋则集中体现在皇权上，而功臣则主要表现为勋贵的特权。两者对权力的强烈追求表现在开国后的权力、财富、名位的重新分配中，形成了激烈的冲突。朱元璋曾愤愤然的说： “朕考前代勋臣受封，皆受虚号，禄食给缯帛而已，我朝赐以腴膏土田，待有功不薄，尚有不知分限而速戾者” 。朱元璋称待有功者不薄，太过于自我标榜，我觉得他对功臣吝啬于表功，明于记过，宁愿责罚功臣也不褒扬。如此君臣矛盾不仅加剧，而且涉及面扩大，一些极细微小之事都会导致冲突升级。德庆侯廖永忠在封赏前夕让儒生探听消息，反映的仅是追求权位的急切在朱元璋那里却变成冒犯。到了朱元璋哪里却成了“窥朕意，微封赏，故止候而不公” 。谈迁不平的指出“夫窥旨不过翼一时幸，非罪也。或减禄十之二，何以损其功？”涼国公蓝玉“数总大军，多立功” ，不甘于太付之位，对所居权位有所不满，后来朱元璋却以谋反罪诛之。诸如此类，功臣为谋特权，屡有过失，朱元璋为彰显君王威权，则重罚不怠。双方冲突以其追逐权利成正比。究其原因，和其崛起寒微有很大的关系。 “请田”与“赐膏土”表现了农民对于土地的特殊感情，那些因为心理失衡因而并不具有多少实际利害意义的冲突，这种内在联系就表露的更为显著。朱元璋之所以如此敏感和反应强烈，原因大抵和那些功臣一样，也是由于身世卑微，而心头郁集屈辱感和无足轻重感所造成， “一言”、“一事”细微之失都会重重地刺伤他的脆弱的自尊。

而在权力的分配中，一方认定对其“不薄” ，而对方“不知分限” 。在这场权力分配中，他具有更多的同伴共享性，而缺少了主仆之间的恩赐性。当时与朱元璋一同谋取大业的都是其同伴，甚至于是同乡。这种同伴观念没有随着天下一同而荡然无存，他给这场权力分配，增加了分享色彩，而这种分享的心理，难免使得功臣对其所得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但对于朱元璋来说，这场权力分配是恩赐性的，这对于确立君臣尊卑关系是非常必要的。恩赐与分享，既如此不相容，那么朱元璋与功臣之间的激烈冲突也就变得难以避免。和求特权与分享心理相关联，明初的工程大都喜居权位，难得功成身退，这和朱元璋竭力削减功臣权势又形成严重对立。朱元璋对功臣的一句戒备之心由来已久，而且因家事寒微而自惭形秽的自卑感变得极为深重。功臣汤和早对此有所察觉，当其请求卸甲归田时，朱元璋大悦，他加大优待汤和力度，想借此来鼓励功臣们解甲归田，但令他所失望的是，功臣们响应的寥寥无几。正是这几位响应的功臣，才躲过了朱元璋的猜忌屠杀。从昔日乡亲旧情到君臣尊卑的转变，昔日情谊的保留或者消退都无益于君臣正常关系的维持。与朱元璋一起打下江山的这些功臣，他们同为淮西人士，有的还来自同村，为同一方山水所育，情谊厚重。但是这种情谊的作用，作为团体，他面对外部威胁时，可以起到凝固团聚的作用；但在内部区分主仆君臣之别时，往往起着冲突乃至取代的作用。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个宗法农业社会，政治与伦理相交融，关系错综，微妙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