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卫东：生物欠防备对国家安全的危害( 八 )

2.利益干扰问题。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但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则更多地取决于政府和企业以及资本的意志。

当科学的谨慎和对安全的审慎考虑遭遇庞大的资本力量时，矛盾十分复杂。对于存在风险的新技术的推广，合理的做法是，先小范围试点，确认安全或掌握了风险控制手段以后再做推广——但是这样的程序，显然不利于商业公司迅速牟取巨大利益的目标。商业资本会操纵舆论，否认和忽视风险，对强调风险的人士进行打压，游说和贿赂政府监管部门对“新技术”开绿灯。例如，英国科学家阿帕德普兹泰（ArpadPusztai）由于揭露转基因作物的健康危害而被解除了职务。

从概念上，有必要把“转基因技术研究”和“转基因技术商业化推广”区分开来，它们有两点基本不同：一是在相对可控的实验室内环境中与放到自然界外环境下自由生长的不同；二是产品的目的不同：前者的产品不是供人食用的，而后者是要取代人们赖以生存的日常食物。即便以医用为目的的转基因产品，它的副作用和风险也是被认可的，作为科研的“转基因” ，成败都是正常的；而转基因作物作为粮食，将大规模普通人卷入试验，是不容失败的。现实中，诸多机构和个人为获取短期利益，急于大规模扩散转基因技术和产品，而拒绝考虑和讨论这种做法的风险。例如，中国法律明确禁止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但是多年来产自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制品屡屡出口到欧盟，引发欧盟不满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再比如，中国法律明确禁止转基因玉米的商业化种植，但是 2010 年 12月农业部发布的 1504 号《公告》披露， “登海 3686”、“中农大 4 号”、“中农大236”、“铁研 124”等多个品种都属于违规商业化的转基因玉米品种，但在被查处后，生产商仍然继续倾销这些产品。这说明，生物技术的安全问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

3.非法手段操纵问题。在转基因商业化推广过程中，商业贿赂、舆论操纵的现象比比皆是，从反面揭示了转基因产品安全问题的复杂性。 2003 年前后，美国孟山都公司亚太地区首席政府关系总裁马诚礼（CharlieMartin），为使该公司转基因种子产品获准在印尼销售， 6 年内花费 75 万美元收买了 140 名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因此必须警惕某些跨国公司用对商业利益的追逐为大国的国家战略提供伪装和掩护。

4.战略欺骗问题。生物技术具有战略意义，因此必须考虑国家战略在生物技术方面的影响。仍以转基因技术为例，对美国而言，它是美国国家战略层面的工具。

1992 年布什总统在一项行政命令中裁定，所有的转基因植物和食品与同品种的传统植物“实质性等同”（substantially equivalent）。这是典型的以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研究的案例，但是从那时起“ ，转基因食品无害”就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的命题，随之诞生了若干个历经多年屡遭揭露而挺立不破的谎言。

rBGH 牛奶的健康危害已经得到公认，更多的研究表明，大型蚤对远低于美国允许浓度下限的微量草甘膦，表现出毒性反应。法国科学家的全周期动物喂养试验，更证明转基因玉米和草甘膦对 SD 鼠具有严重的健康损害作用。草甘膦对人类健康危害的研究论文数量庞大，但所谓转基因研究的主流科学界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继续重复转基因产品无害的言论。这种舆论一律的背后，除了资本的魔力，更有美国等国家和组织力量的背书。

关于转基因技术减少农药用量、增加产量、对人体和环境无害等等一系列说辞，全是谎言。其中最大的谎言就是转基因“增产” ，事实真相是：1998年美国大学进行的 8 200 项试验发现，抗农达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比最好的常规品种产量低 6%-10% 。 ⑤ 另一项更为精细的研究证明转基因大豆比非转基因大豆减产 5% 。 2013 年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生物学教授杰克海尼曼（Jack Hainemann）团队的研究证明，北美采用转基因技术的大豆、玉米、油菜等作物产量均低于西欧的非转基因作物。但是， “转基因增产”的谎言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有如此大范围的传播，近乎完全遮蔽了真相——用谎言传播者的个人品质以及商业机构的利益驱动，均不足以解释其原因。能够做出合理解释的，唯有国家战略。当国家战略需要的时候，科学话语权、权威科学家的证词，都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