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卫东：生物欠防备对国家安全的危害( 四 )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仅在认识上高度重视，而且已经在政策层面把生物威胁上升为对国家安全的战略威胁，并采取了切实的措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并格外强调跨国和跨部门协作——生物技术是国家安全的前沿，绝非虚言，也不是未来展望，而是严峻的现实。

二、中国处于生物欠防备状态

生物防卫或生物防御（Bio-defense），最早是指军队应对生物武器威胁所采取的应对措施。随着生物威胁范畴的扩大，生物防御所包含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包括应对生物战、生物恐怖、生物事故、新发突发传染病等。生物防御能力关系国家安全，许多国家都在加强生物防御能力建设。本文对生物防卫、生物国防、生物防御这三个词语未作区分。生物防备（Bio-preparedness）则是指生物威胁或者自然灾害发生时的良好的应对准备情况。生物防备的内涵和外延要大于生物防御。生物安全（Bio-security 或者 Bio-safety），是指生物正常的生存和发展不受转基因活生物体（Genetically Modi ed Organisms ， GMOs）的商品化及人类现代生物技术活动侵害和损害的状态。现实条件下，生物安全必须通过国家的生物防卫和生物防备才有可能获得。

“生物欠防备”（Bio-unpreparedness）是本文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在现实生物安全威胁面前准备不充分和应对不够有效的状况。具体而言，是指与国家所面临的生物威胁（含恶意进攻、意外事故以及自然灾害）相比，在认识方面、政策法规方面、技术能力方面存在比较严重的不适应，现有的认识和实践不足以保护国家免受生物威胁的损害，致使国家安全受到比较严重的威胁。本文认为，中国处于生物欠防备状态。如果特别考虑源自潜在敌人或者恐怖分子的生物威胁，则可以认为中国亦处于一定程度的生物欠防卫（Bio-defenselessness）状态。

（一）中国对生物威胁的防范现状

由于对现代生物技术应用的风险认识不足，中国初期的立法更多着眼于促进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和产业化的发展，而未重视对生物技术风险的辨识与防范。中国早期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的主管部门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1997 年生物安全的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转由农业部承担——而农业部是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主要推动方，由其负责转基因产品的安全评价显然难以摆脱利益关联的嫌疑。事实上，中国转基因产品（例如转基因水稻）非法扩散的问题十分严重，愈演愈烈，已经损害了中国的法制尊严，也已引起欧盟相关进口国的不满。

中国关于维护国家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的法规还不够健全，在实施环境资源法律法规方而，有些人还没有把依法保护环境提高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因此对转基因物种的非法扩散问题采取了默许和纵容的态度。中国动植物卫生检疫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检验检疫法律体制从立法到执法存在内外不统一的问题，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林业局、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等多个不同部门实行分头管理，难以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中国立法环节对某些重大变化反应滞后，比如对大量用于食用油原料的转基因大豆，国内外研究均证明其中所残留的农达除草剂（以草甘膦为主要原料）对人和动物健康存在危害，但中国国家标准对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含量未做限制，其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国成为全世界草甘膦残余含量最高的转基因大豆的进口国。

对于外国势力采集中国人血液基因样本，包括在境外采集华人基因样本，中国法律处于监管不力甚至无法监管的状态。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美国等国家的有关机构从来没有停止过采集中国人种基因样本。直到 2010 年，仍有美国机构在全美大范围采集华人的基因样本，其采集对象为到达美国不满 5 年的华人。 ——而研制新型生物武器的途径之一就是“对战剂进行修饰，使之可以针对特定人群的遗传或养育特征” 。简言之，美国等西方国家采集中国人基因样本的时间跨度和地域范围以及人口数量，均十分宏大，不用国家战略无以做出合理解释，必须警惕这些活动背后的军事和战略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