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卫东：生物欠防备对国家安全的危害( 五 )

虽然中国在生物安全方面也开展了许多工作，但对生物反恐的理解表现肤浅，不具备条件的实验室违规从事有关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的实验活动屡禁不止，转基因技术研发活动中的不规范行为司空见惯。总体来说，中国对生物威胁的认识不到位，既没有充分意识到生物威胁的广度，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生物威胁的深度，更没有明确认识到生物威胁是对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威胁。由于认识不到位，造成政策、法规的滞后，中国生物安全立法的法规级别较低，立法体系不够健全，远不能适应中国面临的相当严峻的生物安全问题。从而，中国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生物威胁面前采取了不设防开放的态度，使国家安全面临极大的危险和被动。

（二）中国面临的生物威胁

按照前面对技术活动风险的分类，中国面临的生物威胁可以分为三类，即，认识风险、事故风险和恶意风险。其中事故责任方和恶意威胁的发动方，又可以分为个人、商业组织、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国家政权、国际军事组织和恐怖主义组织等。

认识方面的威胁，指的是由于没有认识到或没有充分认识到风险的危害后果，疏于防备而带来的危险。而认识过程本身，则经常受到技术以外因素的干扰，甚至严重干扰。比如，由于对转基因物种配套使用的以草甘膦为主要成分的农达除草剂的病理毒理缺乏认识，中国含有草甘膦残留的转基因大豆制成的食用油处于无监管的任意流通状态，其对民众的健康造成损害的程度处于无人问津、无人调查、无人掌握的状态。而某些有话语权的学者则反过来以无研究为理由，强调未见危害证据——这种逻辑是十分荒谬的，完全无视和违背科学研究的一般认识规律，武断地排斥新发现的科学证据。事实上，国内外学者关于草甘膦对人类健康负面影响的研究相当丰富， 2013 年 4 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史蒂芬妮瑟内夫（Stephanie Seneff）、安东尼萨姆塞尔（Anthony Samsel）等发表的研究结果，系统收集整理了全世界 286 份科技文献，从统计学和生物学机理的角度，详细阐述了草甘膦污染与糖尿病、不孕不育、肥胖病、癌症（乳腺癌、肝癌、多发性髓质瘤）、胚胎发育异常、肾上腺功能异常、自闭症、多动症、炎性肠道疾病、克罗恩氏病、脂肪肝、心血管疾病、抑郁症、恶病体质、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病、脑血栓、脑出血、神经性厌食症、维生素 D3 缺乏症、锌缺乏症等数十种疾病存在因果关系。转基因物种的扩散和草甘膦的大量施用，还直接影响到生态环境，而中国鲜有这方面的研究报道。

认识方面尤为需要关注的是转基因技术研发与商业应用的相关风险，主要涉及转基因作物的杂草化，对本地生物多样性、非靶标生物与有益生物的威胁，靶标生物的抗性、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人体的毒性和致敏反应等。具体包括：（1）转基因逃逸（即基因污染），已经发生了抗除草剂基因“污染”杂草的 DNA 的案例，这会使杂草获得抗性，成为“超级杂草” 。 “基因污染”的危险在于，它是一种可以自己增加扩散的污染，且过程不可逆。（2）转基因技术及产品对生态平衡的影响。相对于传统农药来讲，转基因作物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生态问题。事实上农达（Round-up ，美国孟山都公司开发的专利广谱除草剂，其主要成分是草甘膦）的使用量连年攀升，已经说明转基因技术并不能减少农药使用量。（3）转基因作物作为食物进入人体会出现某些毒理作用和过敏反应。国外已有儿童饮用转基因大豆豆浆产生过敏反应的报道，美国曾发生转基因西红柿导致过敏的事件。目前对转基因工程食品安全性评价一般采用“全食物饲喂啮齿类动物实验”的方法，但是， 1983 年，西班牙有几百人死于掺了次品的菜籽油，而老鼠吃了这些菜籽油却安然无恙，这说明用啮齿类动物来做实验的测试手段从原理上无法保障人类的安全。

关于事故和恶意带来的威胁，主要与覆盖超大规模人口的生物技术研发活动中人的活动有关，尤其是与能够逃脱中国主权管辖和司法管辖的外国人的活动有关。比如外国人插手中国疫苗制备过程所带来的巨大风险——无论对疫苗的污染出自事故还是故意，所造成的后果都是我们无法承受的。需要特别指出，疫苗事关中国人口安全，对儿童具有 100% 的强制覆盖性，而疫苗作为新型战略性生物武器载体，国外一直在研究，比如隐蔽的绝育疫苗。令人费解的是，中国竟然在完全具备技术能力的情况下，允许外国公司控股中国疫苗生产企业，其中的风险令人不寒而栗。 2009 年世界卫生组织向第三世界推荐和捐助的甲流疫苗， 2011 年已经暴露出具有导致儿童患嗜睡症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