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卫东：生物欠防备对国家安全的危害( 二 )

总之，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在对国家安全的内涵产生影响，技术能力的发展会增加威胁国家安全的模式和手段，科学技术的滥用也会危及社会安全，对此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还需要指出，随着现代科技的日益复杂化和专业的日益细化，其监管难度也在加大，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既要防范蓄意的威胁因素，也要防范意外的威胁因素（比如事故），因为其危害后果可能同样严重。

（二）生物技术研发的特点与风险

一般而言，科学研究以及技术的开发应用，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三类风险：

第一类风险是认识上的风险。比如药物的毒副作用，需要足够大的试验样本才能充分暴露：在早期脊髓灰质炎疫苗中存在的有致癌风险的 SV40 病毒，是在疫苗已经被大量使用以后才被发现的。这类风险可能给人们带来伤害。这样的风险和伤害无法绝对避免，也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必要代价。但是这样的风险应该设法控制，比如对新兴技术，先小范围试点，确认安全或掌握了风险控制手段以后再做推广，就是一种相对稳妥的做法。但是，这种谨慎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往往是急于获取利润的资本利益所不愿和不能忍受的。

第二类风险是偶然的事故性的风险。比如，医学研究机构储存的病毒，由于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水灾、地震、车祸等）的破坏而释放，造成人员感染。这种风险，同样不能绝对避免，所以需要采取格外的安全措施。 1984 年 12 月 3 日凌晨，印度中央邦博帕尔市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下属的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设于博帕尔贫民区附近的一所农药厂发生氰化物泄漏事件， 2 000 多名博帕尔贫民区居民当场丧命，后来更有2万人直接死于这次灾难， 20万以上博帕尔居民永久残废，当地居民的患癌率及儿童夭折率大幅上升，生态灾难的影响至今无法消除。

第三类风险是技术成果被用作武器，比如用于生化战争和生化恐怖主义。若干国家在这方面投入巨大资源进行研究。 1991 年沙漠风暴战争时人们最担心的危险是生物武器炭疽菌。而引起流感的 H1N1 病毒，有学者认为其来源是从实验室泄露出来的，即人造病毒。

上述三个层面的风险与危险，贯穿于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全过程。由于现实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上述风险往往难以区分。国家敌对条件下，技术先进一方对技术落后一方，可以把第三类风险进行伪装并宣称为第二类或者第一类风险。例如，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臭名昭著的日军细菌战部队对中国城镇进行鼠疫传播， 731 部队石井四郎等罪犯很清楚，他们在占领区和战时中国所进行的细菌攻击有可能被认为是自然爆发，这也是他们使用感染鼠疫的跳蚤的原因之一。

现代生物技术是指在体外将核酸分子插入载体分子，构成遗传物质的新组合并将之掺入到原来没有这类分子的寄主细胞内，而能（使之）持续稳定繁殖的技术；也有学者认为，生物技术是指以现有生命科学和其他基础科学为基础，利用先进的工程技术手段，按照预先的设计改造生物体或加工生物原料，生产出所特定的产品或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主要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和蛋白质工程以及克隆技术、纳米技术、基因芯片技术等新技术。

生物技术的发展赋予科学家和工程师前所未有的技术能力。 2001 年，澳大利亚科学家发现，老鼠感染了一种类似天花而被认为是温和的病毒，出人意料地致使大批老鼠的免疫力下降而死亡 2002 年美国科学家利用化学方法合成了天花病毒。 2010 年美国人在实验室中通过化学合成方法创造出世界上首个人造细胞。 ——这种能力如果应用于军事武器研制或者其他邪恶目的，其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