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三大悬案?明朝末年诡异事件

很多人都不了解梃击案,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
万历十四年(1586年),内阁首辅申时行一道名为《为恳乞宸断册立东宫以重国本事》的奏疏拉开了国本之争的帷幕,此后的近三十年间明神宗同文官集团就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还是立朱常洵为皇太子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博弈,结果始终都是一个人在战斗的明神宗不得不做出妥协,万历二十九年十月朱常洛被立为皇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万历四十二年三月朱常洵被迫就藩洛阳,就在人们都以为国本之争至此结束的时候,风云再起……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的守卫情况(俗称东宫)并没有因为福王朱常洵就藩而有所改观,本该由禁军守卫的仪门依然空无一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宦官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宦官也还像以前一样慵懒的靠着宫门打瞌睡,五月初四日酉时(下午五至七时),手持枣木棍的张差突然闯入慈庆宫,在打伤了一个七十多岁的守门老宦官后被朱常洛的内侍韩本用带领几个宦官制服,张差意图刺杀朱常洛的梃击案就此案发 。
盖东宫侍卫落落,宫门仅老阉二,一年七十余、一年六十余,仪门虚无人,殿上才七八人 。——《先拔志始》
当天戌时(十九时到二十一时),张差被韩本用等七八个宦官绑送至东华门指挥朱雄处看押,问明缘由后,朱雄自然不敢怠慢立即命把总赵国忠审问张差 。

明末三大悬案?明朝末年诡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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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国忠面前,张差除了承认自己是蓟州井儿峪人之外就只是语无伦次的重复着“吃斋、讨封、效劳、难为我”这几个词 。
其实,根据张差重复的几个词就可以大致推断出梃击案的真相: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乡民,如果没有人协助他连蓟州都出不了,如果没有人难为他他怎么会远赴慈庆宫行刺,如果没有人向他许诺封赏他怎么敢去行刺,所以,张差一定是在难为面前选择了向封赏低头,最终在某些人的协助下进入慈庆宫行刺朱常洛 。
无论这个真相朱雄和赵国忠有没有推断出来,他俩都不可能承认这个真相,因为一旦如此,梃击案的主要责任就要由他俩来承担了,如果张差是个疯癫之人,他俩的罪责就会小很多,所以在给巡皇城御史刘廷元的报告中朱雄、赵国忠都说张差是个疯狂之人 。
初四日戌时,有慈庆宫不知姓名内相六七人,拏获不知姓名男子一人,与本门收留见在,即批发把总赵国忠查审,张差系蓟州井儿峪民,语言颠倒,相似疯狂 。再三考询,本犯止呶呶称‘吃斋、讨封、效劳、难为我’等浑语 。——《万历邸钞》
刘廷元更是个油滑之人,他不仅接受了朱、赵二人的说法,还为了避免自己在以后有人从张差哪里审问出什么时承担隐瞒真相之责,在给明神宗的奏疏中删除了“讨封、难为我”这几个容易使人浮想联翩的字,并且写下了“按其迹若涉疯魔,稽其貌的是黠猾” 。
按理说,梃击案至此还算是正常,面对皇太子遇刺这种重大事件,仅凭朱雄、赵国忠、刘廷元三人是无论如何也查不清的,所以他们在对待梃击案时力求自保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梃击案接下来的发展只有用荒诞不经来形容才最为合适 。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十,明神宗下诏令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山东司员外郎赵会桢、山西司员外郎劳永嘉、郎中岳骏声等人共同审讯张差 。
作为大明主管刑法的官吏,胡士相、劳永嘉等人本该秉公断案,揪出张差背后的主使之人,可是仅经过一天的审理,胡士相、劳永嘉等人就给梃击案弄出了一个看上去很合理实际上却漏洞百出的来龙去脉 。
张差在积存于家中的柴草被邻里李自强、李万仓等人焚毁之后,因对当地官吏的处理不满意而气愤至极,进而导致神经错乱,于是就想前往京师诉冤,恰好在路上遇到两名男子,二人看张差神经错乱就故意欺骗张差说“尔无凭据,如何进?尔拿杠子(枣木棍)一条来,便可当作冤状”,张差不知受骗,所以就手持枣木棍经东华门闯进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并打伤守门老宦官 。
如果不是载于正史,很难想象这种漏洞百出的来龙去脉居然出自于大明主管刑法的刑部官吏之手,可是,更加荒诞的还不止于此,刑部署印侍郎(地位仅次于刑部尚书)张问达、内阁首辅方从哲、内阁辅臣吴道南等一众朝中大臣不仅认可了胡士相、劳永嘉等人审理出的来龙去脉,还同意了他们对张差“拟依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石伤人律,斩决不待时”的判罚 。
明末三大悬案?明朝末年诡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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