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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探微︱三十种日记中的“出洋五大臣被炸案”

茶知识

【按】时至今日，日记逐渐成为热门的出版现象、耐人寻味的阅读风景 。清代日记、民国日记因蕴藏丰富的信息，不仅获得学界强烈关注，也深受普通读者喜爱 。日记包含的历史细节和生活琐事，往往让读者为之着迷，获得愉悦 。人们愈想把过去看得越清楚，就愈发把日记瞧得越仔细 。“微观”由此成为考察日记的通常视角，研读日记的基本方法，因而也是本专栏一系列文章的基调 。为致敬《清史探微》和《国史探微》，专栏命名为“日记探微”，试图让人在享受日记阅读趣味和充分挖掘日记价值之余，寻找有意味的材料，提炼有价值的问题，也一并探讨适合研读中国日记的有效办法 。1905年，发生在北京正阳门外的出洋五大臣被炸案，影响了立宪运动的走势，成为近代史的重要事件 。对爆炸现场的当事人而言，出洋五大臣中的徐世昌（1855-1939）、绍英（1861-1925）等人均有日记存世，日记记载他们当时的反映及心路历程 。在送行人员中，王振声等人也通过日记保存珍贵的历史剪影 。有关爆炸案的消息通过口耳相传、电报、报纸等途径逐步在各地扩散，不同地区的人接收这一消息由此存在时空差别 。日记保存人们接受这一信息的具体时空位置，有助于管窥全国各地获取信息的便捷程度 。在此，日记成为观测事件的不可或缺的细部材料，而事件则成为勾连不同日记进行比照阅读和分析的纽带 。本文通过关涉此案的三十种近代日记，试图丰富认识这场爆炸案的现场 。当然，记载这场爆炸案的日记并不止于三十种，然从此三十种日记的分析来看，日记可以作为具体历史事件的材料与注脚，作为校勘历史现场的对读文本，也可以作为测定信息传递时空距离的有效手段，作为观测日记所载内容公共性程度的指征，甚至作为考察文人生活中事件轻重层次的一种基本方法 。许多事物或事件在不同文人日记中反复出现，很可能表明这件事在当代的重要性，通过分析这些日记作者的时空与位置，有助于解释局地社会中文人关心的重要议题 。如果进一步注意这些事物或事件的出现方式和影响效应，则近代史中相关议题的轻重深浅序列或可据此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 。一、五大臣日记中的被炸案庚子事变后的清王朝风雨飘摇，改革与立宪的声音日趋强烈 。为应对严峻的内外危机，慈禧太后决定重启改革大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十四日（农历日期，本文用阿拉伯数字所标者为公历日期），光绪帝颁发上谕，声称面对艰难时局，朝廷屡屡颁布各种诏令，力图变法革新，振兴实业，虽然奠定基本的改革局面，但成效并不明显 。慈禧和光绪帝认为，“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 。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在朝廷看来，此前变法之所以不成功，主要由于改革派官员未能洞悉改革的原理，对改革事业理解不深，导致改革失败 。在此，朝廷似乎将整个清帝国的振衰起敝寄托在五位出洋大臣身上，这就注定这项改革任务的艰巨，也无形中给这项事业增添极大风险 。稍微出点意外，改革大厦可能摇摇欲坠 。果不其然，这年八月二十六日（9月24日），选定的黄道吉日，被派出国的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纷纷在家祭祖告天之后，踏上前门火车站的火车，预备出洋考察 。此时正是上午十一点，火车准备鸣笛出发 。忽然晴天霹雳一响，有人朝火车扔下炸弹 。一时之间，鲜血与弹片齐飞 。骚乱之后，有人死亡，有人受伤，被送往医院，送行及围观的群众纷纷逃散 。出洋考察的行程被迫中断，直至十一月十一日，在改派李盛铎等人之后，考察团才得以继续成行 。爆炸案发之后，北京各界纷纷猜测背后主使者，不就即获知扔炸弹的是革命党人吴樾（1878-1905），安徽桐城人，一代古文大家吴汝纶的堂侄 。整个事件也并不复杂，钟叔河先生曾用“御赐路菜点心”、“前门车站炸弹送行”、“皇太后凄然泪下”、“续调随员一十六名”等条目予以概括 。探讨爆炸案发生现场，当事人的日记成为重要的材料 。日记作为私密性的史料，反映当事人所思所想所感，因而别具价值 。尤其是，几种涉及现场的日记互相对读，更有助于揭开历史书写被遮蔽和被忽略的一面，从而还原出更为立体而丰满的在场的历史情景 。为人熟知的一份史料即出自“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1853-1910）之手 。戴鸿慈是广东人，因为出洋考察立宪而迅速升迁 。在出洋五大臣中，戴鸿慈最为勤勉负责，为后人留下了详实的《出使者九国日记》 。利用这份日记中，有助于窥探当时的历史现场 。戴鸿慈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24日日记记载，“辰初拜祖，亲友踵宅送行甚众 。十时，肩舆至正阳门车站，冠盖纷纭，设席少叙 。十一时，相约登车 。泽公先行，余踵至 。两花车相连 。泽、徐、绍三大臣在前车，余与午桥中丞在后车 。午帅稍后来，坐未定，方与送行者作别，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扰，不知所为 。仆人仓皇请余等下车，始知有人发炸弹于泽公车上 。旋面泽公，眉际破损，馀有小伤 。绍大臣受伤五处，幸非要害 。徐大臣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 。送行者伍秩庸侍郎受震逼迩，两耳为聋 。惟随员萨郎中荫图及其内弟、从弟、子女、车夫、家丁均重伤 。一家七口，遭此意外之厄，亦云惨已 。余等商定，改期缓行 。徐、端两大臣往练兵处，绍大臣往法国医院治创，余遂与泽公先归 。抵家，朋辈咸集慰问 。自惟托朝庭厚福，履险如夷，合家欣幸 。少憩，往练兵处晤徐、端两大臣，商定备折奏陈，明早呈递 。因即命车赴园 。晚，至海淀，徐、端两大臣继至，同访铁宝臣尚书寓园 。晚膳后，赴万兴堂宿 。”根据戴鸿慈的回忆，当天“五大臣”分坐在两节车厢中，戴鸿慈和端方（1861-1911）在后一节车厢，前面一节车厢里则是载泽（1868-1929）、徐世昌（1855-1939）和绍英（1861-1925） 。而炸弹在前一节车厢中爆炸 。当时场面混乱，戴鸿慈在仆人的掩护下下了车，才知道炸弹在前面车厢爆炸 。等他面见载泽之后，发现载泽眼眉破皮，绍英受伤，萨荫图一家受伤惨重，于是五大臣商量，当即决定改天再出发 。五大臣中似仅仅绍英受伤较多，前往法国医院治疗，其余几人则照常行事 。然而出国考察因炸弹袭击被中断，毕竟是大事 。第二天，戴鸿慈早早进宫，先到军机处禀报一切 。八点，慈禧和光绪帝召见了他们，除载泽和绍英请假外，其余三人均面见圣上 。日记如是记载：“承皇太后、皇上慰劳有加，又问泽、绍伤状及当时情形 。余与徐、端两大臣各据所见奏对 。皇太后垂廑听纳，复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 。谨陈词宽解 。问答逾时，乃出，至海淀用膳 。午后，往法国医院问绍大臣、萨郎中伤，均已见效 。惟萨内弟已身故，其从弟亦垂危云 。是日计毙三人，伤十馀人，真无妄之灾也 。闻凶手已在炸毙之列矣 。往候伍侍郎问好，以聋不能见客，申刻归寓 。是日承赐酒席，并传旨免其谢恩 。”看来，五大臣启程遭到刺杀一事，引起慈禧无限感慨，连她这样一位在晚清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开始感叹办事不容易了 。觐见之后，戴鸿慈前往医院探望绍英和萨荫图，两人恢复情况甚好 。这时，戴鸿慈才知道扔炸弹的吴樾也被炸死了 。慈禧的感慨并非惺惺作态，毕竟，八月十九日（9月17日），慈禧曾面谕出洋五大臣，训诫他们“以留心考察、以备采择等语，拳拳珍重，祝以一路福星” 。重审出洋五大臣遭受炸弹袭击的历史现场，有必要将时间回放一个礼拜，来到农历八月十九日（9月17日） 。这一天，《徐世昌日记》记载：“未明起，入直 。召对后，偕泽公五人请训，勖以朝廷甚重此事，出去要认真考察，将来好采取有用 。并蒙奖以‘汝等五人出去，朝廷甚为挂念’等语，并谕以‘愿汝等一路福星’ 。”《徐世昌日记》记载得较为简略，但从中已可见慈禧和光绪对此事重视 。但五大臣面见慈禧时究竟说了什么，《徐世昌日记》没有记载 。此时，我们需要借助日记对读 。《绍英日记》记载绍英与载泽等人“随同请训，蒙恩召见 。皇太后皇上训勉周详，示以各国政治均应择要考察，如宪法事，现在虽不能宣露，亦应考察各国办法如何，以备采择 。并蒙赏赐‘一路福星’之吉语 。天恩高厚，应如何敬谨考察，以期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是日至军机诸位处辞行，惟廉大人未见 。庆邸云泽公与你们二位如考察毕，亦可先回，并可至福建一看也 。次日蒙恩赏路菜、点心八匣 。并云不必往谢恩矣” 。慈禧太后几乎掏心窝子说话，除了勉励出洋诸大臣考察各国政事之外，慈禧太后还特别提示立宪事宜 。尽管“大清宪法”还未到公布的时候，但对于立宪的进程，慈禧应该确实是在有计划地推进的 。由此看来，以往教科书宣称清末立宪是慈禧及满清王公贵族的权宜之计，恐非事实 。王汎森曾说：“从晚清、辛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止的思想发展，其间虽有许多模糊的、往复的、顿挫的变化，但大致而言是一个连续的格局 。”1900年以后，慈禧太后的言行尽管颇有反复，但总体而言，慈禧确实应在持续推动立宪，尽量朝立宪派的呼应看齐 。当天觐见圣上的活动结束之后，绍英还去军机处与诸大佬辞行 。而第二天，五大臣都获得慈禧的赏赐 。赏赐的菜肴，则绍英记载的简略，仅提及他送给宫中前来颁赏人员“茶敬四两”，至于挑夫，绍英也赠送了“十二千文” 。而《徐世昌日记》则予以细致罗列，云：“本日蒙恩赏饽饽、月饼、酱肉、香肠、小肚、茶叶等食物八盒，传谕不令谢恩 。”不必谢恩，当然是来自帝王的莫大荣遇了 。从《绍英日记》和《徐世昌日记》这段细节可见，绍英办事细心，日记多记家国大事，而对皇帝赏赐的内容本身并不在意 。而徐世昌则对食物等细节看得较重，对军国大事反而认为不必在日记中记载 。在此，也可略略管窥绍英与徐世昌两人的处事风格 。两人都谨小慎微，在他们看来，皇帝赏赐的菜肴和谢恩等等都值得记载，其篇幅与爆炸等军国大事几可等量齐观 。而进入民国之后，徐世昌和绍英后来一个担任民国大总统，一个担任内务府大臣继续辅佐溥仪，二人的命运已于此等小事已略见端倪 。五大臣的伤情如何，根据戴鸿慈的记载，总共有三人被炸死，十几人受伤 。其中随团成员萨荫图一家伤亡最大，其内弟被杀死，从弟也重伤 。而伍廷芳（伍秩庸，1842-1922）被炸弹震聋耳朵，造成短暂性失聪 。其他人伤势如何？戴鸿慈当然有关心，他注意到载泽眼眉受伤，注意到徐世昌受火灼伤 。他也曾去法国医院看望绍英 。但绍英受伤的具体情况如何？戴鸿慈的关心显然有其限度 。毕竟，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去观察世界，戴鸿慈当然不例外 。故而，探寻绍英的伤势，应回到绍英本身 。且看《绍英日记》光绪十一年9月24日记载：“早赴前门东车站，会同泽公、徐夫 。甫登火车，忽闻炸炮一声 。当时跌倒，随有家人扶出，身受伤七八处，惟左股较重，即至法国医院调治 。同去者为服部先生 。医士欧宜穆、沙荷德调治甚效，暂在医院调理 。”绍英的伤情于是比较清楚，受伤七八处，左大腿受伤较重 。绍英前往法国医院治疗，同行者居然有日本人服部宇之吉（1867-1939） 。服部宇之吉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曾在京师大学堂任教，以往研究不曾注意到服部宇之吉也参与此次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送行仪式 。欧宜穆为法国驻华大使馆医官，也在医院兼职工作 。绍英所受伤害看来的确不重，第二天他仍在记日记 。云：“会衔具奏车站匪徒施放炸弹事，蒙恩派太监至家看视，并赏食物 。天恩高厚，感激莫名 。”不过此后住院中，绍英的日记就中断了 。也许是病情并不容许他记日记吧 。直至九月初五日，绍英才恢复日记记载，云“由左股起出炸弹之钢子一枚 。幸西医施治得法，虽疼痛，尚能忍耐” 。这时，我们才知道绍英当日被炸，曾有炸弹碎片射入左腿，所以伤情较为严重 。经过西医有效调治，九月六日，绍英“由医院归家” 。至此已绍英的伤情已基本痊愈 。出洋五大臣被炸弹袭击的历史现场，《徐世昌日记》的记载也值得关注，当日记载：“晨起，检点琐事 。祖宗堂前、婶母位前行礼 。起行至前门外车站，送行者甚多，周旋良久 。登车后将发，忽炸弹暴发，烟气弥漫，车胎震损 。泽公、绍越千各受微伤 。仆人王顺受伤较重 。车外斃踣三人，送行者受微伤者甚多 。随员萨荫图一家数人受伤，有死者 。车内轰碎一人，系施放炸弹者 。朝廷维新百度之始，忽有此暴动之事，良可怪也 。停车不行，到练兵处，办稿奏事 。午桥同来，琴轩、芸楣诸君来 。”在受伤人员的记载中，徐世昌没有提及自己的伤情，可见他被火灼伤十分轻微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萨荫图一家伤亡惨重 。不过，徐世昌还是提供了现场受伤人员更多的情况，即他的仆人王顺受伤较重，且送行人员也多受到伤害 。二、送行随员日记的旁观视角利用日记还原历史事件，人们往往怀疑日记作者的写作动机 。当人们引入“作者”概念之后，有理由怀疑日记并非简单地为自己而写，而是如自传那样试图重构记忆，以便向未来的读者发言 。置身于一件令人瞩目的当代事件中，出洋五大臣可能还试图令他们的日记成为公共性的言说和解释 。故而仅就历史现场的还原而言，在利用出洋五大臣的日记勾勒爆炸案之外，还应当利用送行随员的日记，从旁观者视角再度审视炸弹案现场 。在当时的送行人员中，还有一些人也有日记存世 。在官员方面，如顺天府通州人王振声（1842-1922）也曾亲历此事 。王振声为同治十三年进士，一直在翰林院任职，担任过会试同考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被授予徽州知府 。此时，尚在京师的王振声，也加入送行的队伍 。《王振声日记》记载当日事件为：“是日晴 。辰起，赴前门火车栈送出使五大臣启行 。火车未开，炸弹发，绍越千受伤，火车毁，出使大臣不能行，皆散 。至同丰堂用饭后，拜客归 。”作为出使团的局外人，王振声以冷峻的眼光审视整个爆炸现场，记叙也十分简略 。对王振声而言，爆炸案不过是日常迎来送往中的小插曲 。不管是否发生爆炸案，送行结束，他前往同丰堂就餐，继续访客等日常酬酢活动 。王振声这样的中层官员并不能预料到，吴樾袭击五大臣一事将来历史上掀起那样巨大的风波 。这也提醒人们在还原历史现场时，不仅盯着主角的表现，也应该关注配角的观察 。既从后世的影响去考察某一事件在当时所造成的“烈度”，也不妨先假定它在当日不过具备有限的意义 。《王振声日记》日记的价值还不止于此，它还揭示相同的时间在不同人那里记载的“不对等现象” 。如，爆炸案发生后第二天（9月25日），王振声称前往医院看望绍英 。日记云：“是日晴，……晚赴万福居许席卿之约，顺道先至法国医院看绍越千，伤痕不甚重，少座即出城 。”然而对绍英而言，王振声这样的“下僚”委实记无可记 。故绍英日记仅仅记载皇上令太监前来探视，未及他人 。两相比较，大概一则可见绍英膜拜皇恩的忠诚度，一则可见在高位者往往忽视低位者 。大诗人李白和杜甫怀念诗文的“不对等现象”已经揭示朋友间友谊的不相称，何况王氏与绍英仅是官场同僚，并无深交 。在这场隆重的出洋考察欢送仪式上，不仅官员被要求出席，学堂学生也在队伍中摇旗呐喊 。通过其他人日记，学堂学生的声音也得以呈现 。著名文献学家王欣夫的父亲王祖询的日记记载，“廿六日（1905年9月24日） 换戴暖帽 。出洋五大臣启程，汽车将发，铃声已动，炸弹暴响，刹时间，人声沸鼎，血点飞空 。使臣中泽公、绍右丞受伤，送客受伤不少，伍侍郎头破 。立即停驶，均赴颐和园请旨 。此次特简大臣考察政治，为立宪起点，必见忌于匪徒，所致人毙于车中，腹洞，臂股均失其一，惨目尤甚 。潘斗南轶仲族弟为实业学生，排队送其监督即绍右丞，目击难发，来述 。”（《受福富昌镜室日记》）王祖询并未加入送行队伍，但是从友人潘承谋（字轶仲）的族弟潘承曜（字斗南）处获悉这一消息 。潘氏兄弟出身苏州贵潘家族，其时潘承谋任农工商部员外郎，潘承曜正在京师实业学堂学习，王祖询则正在吏部投供候差 。据王氏日记可知，潘承曜和京师实业学堂学生列队欢送学堂监督绍英，亲眼目睹爆炸现场，回来以后，转述其事 。年轻的潘承曜绘声绘色描绘其事，而王祖询予以照录 。在潘承曜这样的青年学生眼中，似特别留意爆炸案造成的血腥场面，故于此津津乐道，而王祖询也有意加以渲染 。对爆炸影响下的时局，他们反而不那么关注 。送行人员对这场爆炸案的理解各有差异，他们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 。然而，这一事件无疑在许多人生命中留下重要印记 。近代国学大师唐文治也是爆炸现场的目击人 。多年以后唐文治在《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中记载，不烦笔墨记叙此事：八月初，奉旨派载泽、端方、戴鸿慈、尚其亨、绍英五大臣，赴各国考察宪政 。启行之日，余偕商部同人赴正阳门外车站送行 。五大臣甫登车，余等正在车外接谈，忽轰然一声，车中炸弹爆裂 。幸余所立之处，距车一丈许，并未受伤 。当即至车站客厅内，饬人详细查问，始知有革党某（后询知为安徽吴姓）施放炸弹，其人已死车中 。绍大臣受伤颇重，随员中有萨君霁谦名荫图受弹子伤数处，载大臣之侍卫炸去一臂，幸未死，均送中医院 。送行者伍君秩庸在车旁，震倒于地，两耳皆聋，亦入医院 。载大臣等暂归，越数日始行 。《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为唐文治七十岁时应门弟子所请而编纂的年谱，从年谱记事的详细情况来看，唐文治编纂时应当利用自记的日记 。尽管唐文治误记此次出行五大臣的成员，且对其后出洋时间的记载也不确 。然而也因为这样的误记，令人更确信唐文治年谱来源于较早的日记材料 。与王振声和潘承曜等距离现场较远的“看客”不同，唐文治距爆炸中心较近，所受影响更大，故所记增添了自身在爆炸现场的情况 。且案发以后，唐文治并未立刻离开，而是参与事后的查询，故所了解较王振声等人更为详细 。三、爆炸案消息的传播出洋五大臣被炸案不仅对当事人有重要影响，爆炸发生的消息很快传播到其他地方，成为时人了解时局的重要材料 。不同时地的人在不同时间获知这一消息，间接表明清末各类信息传递的时空范围有层次差别，不同通讯工具导致各地接受信息存在差异 。而不同的人所得的信息源也不尽相同 。这种信息源和通讯载体的差异并非围绕按照地理距离而呈现同心圆式的差别 。根据日记作者记载此事的时间差别，可初步感知清末各地获取最新资讯的时空差异 。当然，不能排除一些人即便获知信息，也并不在日记中记载此事 。然而，正是通过保存这一事件的日记的记载，我们认识晚清重要事件如何进入私人写作领域才获得重要参考 。出洋五大臣遇袭事件发生后，消息在北京城迅速传播开来 。爆炸案当天巳刻（九点至十一点，刘鹗对具体时间的记载恐不确），正在家中检点字画的刘鹗，忽有琉璃厂著名书画店论古斋陈某来告，“火车头等突发炸弹” 。刘鹗“急派人往询，云炸弹发于包房 。泽公爷、端午帅俱伤面，血淋然 。闻死者三人，伤者十余人 。前日之地震殆为此欤？”可见爆炸案很快在京师街头巷尾传播开来，不过刘鹗按照因果定律，将这件事归因到前天京师所感应到的地震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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