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探微︱三十种日记中的“出洋五大臣被炸案”( 二 )

日记探微︱三十种日记中的“出洋五大臣被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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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鹗《乙巳日记》载出洋五大臣被炸消息
对身处京师的广大官员而言,爆炸案并未搅乱日常行程 。苏州人吴荫培(1851-1930)时任翰林院编修,依然题诗作书,宴客 。八月二十六日日记记载,“写杨椒山先生家训卷,题诗一绝句 。午刻,在寓请客,桂花盛开,刘博老、何梅老、徐花老、张星垣、徐信伯、邹芸老、松如昆季、费芝云、顾寿礽皆到,行掣筹令 。傍晚席散 。又请刘佛翁、潘经士、庄心如、吴绎之、张若愚、余冰臣饮 。是晨五大臣奉使出洋,到前门车站,忽于车中遇掷炸弹者,行期有请旨改后之说 。”爆炸案的消息按照惯例,被置于当天日记的末尾,并未得到特殊照顾 。直至下个月初四日的午后,吴荫培还曾跑去前门车站看刺客照相,并评价刺客“的是上等人” 。看来吴荫培主要以猎奇心态看待此事 。时任军机大臣的荣庆(1859-1917),当天带领满人章京三十六人觐见,直到巳正以后才回家 。到家后不久,荣庆就被致元甫告知火车站发生变故 。荣庆当天日记写道:“幸五大臣无恙,亦不幸中之幸也 。”对五大臣身体状况的关心,是荣庆日记有别于他人日记之处,这主要由于荣庆和出洋五大臣在爆炸案前后交往颇多 。八月十九日,在五大臣面圣时,荣庆正好入值军机处 。案发之后第二天,北京局势一下紧张起来 。荣庆日记记载:八月二十七日,菊人、少怀、午桥入见,奉谕饬拿匪徒,并严门禁 。卯入值,营中以兵护行,请旨撤周荣曜出使,以李盛铎改充,月余心病,今始去矣 。八月二十八日,入值无事,仍垂询前日事情,并饬臣等善卫圣慈周匝,钦悚实深 。可见这一时期,京师空气十分紧张 。根据荣庆日记的记载,九月五日以后,端方似已完全恢复,经常和荣庆一块参加宴会 。而爆炸案对荣庆而言,似乎也是一个转机 。九月廿八日,荣庆依旧在军机处值班,最终获得好消息,圣旨决定“派尚其亨、李盛铎随泽公等出洋” 。此外,周荣曜本是粤海关书办,以巨款贿赂奕劻得,骤然得授驻比利时公使 。荣庆对此十分不满,岑春煊闻知此事,即予以弹劾 。至于九月,周荣曜果然被撤职,荣庆也得偿所愿 。满清宗室内的载沣这些天正在忙着盘查户部库银,爆炸案发生前一天他刚刚为载泽饯行 。五大臣出行那天正值秋分,天气十分暖和,载沣的行程在日记中也写得十分清楚:二十六日  巳刻,赴户部银库盘查,未刻毕 。现换暖帽 。泽兄出使,甫登火车,忽发一爆烈炮子,泽兄受微伤、伤毙数人之事 。往府视之 。丑正,秋分节 。(《醇亲王载沣日记》)爆炸案改变了载沣的行程,他不得不再度前往探视载泽 。然而,欢欢喜喜的出洋一事只能暂时搁置 。一直到十一月初十日,载沣再次前往载泽处送行 。皇室之外,镶黄旗的体仁阁大学士、步军统领那桐(1856-1925)也在日记中将五大臣被炸一事看得特别重 。《那桐日记》详载此事:廿六日  早赴颐和园,外务部值日,提署、外城工巡局奏事,两宫在仁寿殿召见,垂询工巡局事甚详,午刻归 。今日考查政治大臣启行,甫登火车,奸人掷炸弹,泽公、绍英受微伤 。未刻见泽公、徐、端、载四人,赶办奏底,明日奏闻 。廿七日  赴颐和园,提署会同外城工巡局具奏昨日火车失事事,奉明发谕旨一道 。未刻到肃王处拜四旬赐寿,申刻归 。廿八日  未刻到法医院看视绍越千、萨季千伤痕,看伍秩庸伤,盛伯希处出分 。申刻进署,酉刻归 。依照那桐日记体例,一般每天记事都十分简略,对出洋五大臣着墨甚多,可见那桐对此事投入了异乎寻常的关注 。尽管多数在京高官都在日记中表达对此事的严重关切,但他们谨慎记载此事,并不过度流露情绪性的态度 。部分官员这段时期的日记还恰当地空缺,例如恽毓鼎《澄斋日记》本月八月廿一日至九月廿七日日记就明显地失载 。在爆炸案发生当天,尽管消息已经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但对其他地方的人而言,街市依旧太平,他们不曾知道在遥远的京师,发生这样一件大事 。在距离京师最近的大城市天津,严修可能是最早获得爆炸案消息的人 。八月廿六日这天,严修和往常一样,六点起床,接待客人,十点钟去了小学参观合操 。十一点到老龙头火车站送行 。一点钟回局休息 。当天下午,他就得到这一消息 。“遣李顺接苻曾归,则闻北京车站暴动之事 。”严修派仆人李顺去接李焜瀛(1874-1937,苻曾、符曾)回,随即获知变故 。李焜瀛为高阳相国李鸿藻之子,正是出洋五大臣的随行人,此后他作为出洋考察随行人员前往英国 。严修不动声色完成这一天的参观学校、接待客人等事务 。直到晚上,他“写信寄木斋”,无从知晓严修和李盛铎信中写了什么 。但严修在日记中使用“暴动”一词,已见出他对此事定性的严重程度 。大部分天津人都在爆炸发生次日才获悉这一消息 。徐兆玮此前二十五日午间刚刚抵达天津,准备乘船南下 。在案发后的次日,即廿七日(9月25日)日记中记载:“闻昨日五大臣出京,为炸药所轰,几濒于危 。此事颇骚动,不知谁实主谋也?与映南书,询昨日曾往送戴少怀,受虚惊否?”从徐兆玮的记载看,第二天,爆炸的消息已在天津传开 。不过徐兆玮仅仅将此事看作一次规模较大“骚动” 。除了好奇爆炸案主谋是谁外,徐兆玮首先想到的是朋友、外务部主事张鸿(1867—1941,初名澄,字映南)的安危 。对于案件牵涉的其他方面,他并不十分关心 。同在天津的安徽人何宗逊(1862-约1920),时在直隶提督马玉昆幕府总理文案兼管营务处,爆炸案发生当天,他回拜各营,并会见鄂军统领吴虞卿 。直至次日,方才获悉讯息 。日记记载如下:二十七日(9月25日)半晴阴 。昨日出洋五大臣起程,将开车时,忽有炸雷发于车上 。泽公微伤,绍左丞瑛 。重伤,馀无恙 。送行者伍侍郎廷芳 。及霁谦之二子均伤,并轰毙数人,霁谦妻弟亦与其难 。使节遂未成行 。今日敬之由京晚车回通,谓外间传说,系孙文之党所为,其信然耶 。与严修一样,何宗逊获得的消息也是通过口耳相传 。友人敬之从京城乘车回,亲口将此事告知何宗逊,并点名汹汹舆论皆认为是孙中山党羽所为 。九月初三日,何宗逊从天津抵达北京,亲自探访这一消息 。初三日(10月1日)晴 。早车入京 。……午后偕仲任赴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看霁谦 。其本身腿受弹伤,卧未能起 。其二子头部受伤,已将平复 。其夫人亦在医院照料,独其堂弟某伤重,于昨日溘逝于美国医院,与其妻弟同归于尽,良可伤已 。除去公干外,何宗逊在京城主要探望此次爆炸案损失最重的萨荫图 。距离京城较近不近让天津的文武官员和文人最早获知消息,且这种消息的获得往往依靠最为原始的口耳相传形式 。同时,距离的优势也能令他们最快行动起来,包括赴京慰问他们的朋友 。而在天津之外的其他地方,口耳相传显然是最为原始而低效的模式,他们更多地依靠时兴的电报获得信息 。远在广州的江西宜黄人符璋(1853-1929)八月廿八日就得知消息,此时他作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幕僚,在广州城内公干 。符璋八月廿八日日记:饭后诣营务处文案张芾亭,收发吴可诚处一坐 。夜,许守备来 。出洋五大臣廿六日午刻出京,上火车时,有人持炸药轰发,端方、戴洪慈、徐世昌无恙,泽公微伤,绍英伤耳无碍 。随员惟萨荫图被伤,差官死者四人;送行者死二人,伤十余人 。从符璋日记记载来看,京中电报传递的信息十分简要,且具有固定模板,泯灭现场的痕迹,也消泯口耳传播带来的各类附加信息 。根据各方日记记载来看,电报消息最早在衙门官署传播,拥有电报的地方消息往往更为灵通 。从南通抵达上海的张謇(1853-1926),在案发当晚就获得消息 。张謇日记八月二十六日记载:夜十时后楚卿来告,五大臣临发都门,炸药忽发,泽公、绍商丞微伤,送行者毙二人,伤十数人 。此必反对立宪人所为也,如此则立宪尤不可缓 。拟与陶斋电,问安否,并请奏布明诏以消异志 。稿交楚卿 。作为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张謇深感此事不利于立宪,当下决定给端方拍电报 。上海便捷的资讯渠道有助于张謇迅速作出应对策略 。在靠近上海的地方,消息同样传递地十分迅捷 。苏州吴县知县李超琼(1846-1909)在八月廿八日即获得消息,当天日记记载:本日沪上各载,二十六日新派出洋五大臣泽公、端方、戴鸿慈、绍英、徐世昌等,由京启程,甫登汽车,为人所狙害,以炸药轰之,惟泽、绍受微伤,而随员、家丁及送行之高官死者六七人,伍侍郎亦受重伤云云 。奇矣!此近世所谓暗杀主义,岂以诸公欲更新国政为不然,而欲肆其毒耶?诸人遂改行期于翼日焉 。李超琼的日记表明,在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上海的报纸已纷纷刊载这一消息 。与朝中大员不同,李超琼以充满情绪性的话语对此事作出评价,先是认为此事“奇矣”,接着以反问语气抨击“暗杀主义”,怒斥革命党人的暗杀行为为肆虐毒害 。北京、上海、广州之外,一般文人获得消息并没有那么灵通,毕竟能够直接获取电报信息的人并不多 。湖北鄂州人朱峙三(1886-1967)本年八月廿九日(9月27)日记,“出洋五大臣在车站被炸,死亡一人即刺客也 。又闻,此刺客姓吴,安徽桐城人 。五大臣有满人三,即载泽、绍英、端方,均未炸死 。所称汉员,则沈家本、徐世昌也 。伍廷芳在站送行,两耳被震伤,系二十六日事 。”朱峙三此时正在家乡湖北鄂城县师范上学,他的消息来源恐怕来自报刊 。朱氏本年六月初六日日记记载,“报载,派戴鸿慈、徐世昌、端方赴东西洋各大国考察政治 。”看来他对此事一贯关注,而消息源则是报纸 。从日记措辞来看,朱氏后来参与革命,并非偶然 。和朱峙三一样,通过报刊了解到爆炸案消息的还有皮锡瑞 。身在长沙的皮锡瑞八月三十日日记记载,“迪鲁来拜,……闻廷议官制当改,服制未闻,大学堂办法亦未尽善,午帅廿六出京 。旋见报,云载泽、绍英廿六上火车,将开,忽闻轰振,炸药猝发,二人皆受微伤,车中炸死一人,似即放炸弹者 。奉旨严办,不知此辈是何举动 。”熊寿鹏(迪鲁)告诉皮锡瑞朝政新闻并端方出洋时间,可见皮锡瑞的消息有来自朋友传递者 。然而消息灵通的熊寿鹏并不知道出洋五大臣被炸一事,通过报纸,皮锡瑞则迅速捕获这一消息,这表明口耳相传的信息传递模式在迅捷程度上已不及报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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