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探微︱三十种日记中的“出洋五大臣被炸案”( 三 ) _茶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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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锡瑞像，选自《清代学者像传》
八月三十日得到消息的还有身在杭州的长沙人李辅燿（1848-1916）。李辅燿是曾任两江总督的李星沅之孙，此时任海塘工程局总办，在日记中写道，“出洋五大臣于廿六起程上车时，忽有炸药轰起，载泽、绍英受有微伤，此外送行者伤斃三人，车中轰斃一人。此亦怪事，私怨耶？公愤耶？”（《怀怀庐笔记》第二十八本）李辅燿并未记载消息来源，推测也当为报刊。由此看来，就消息获得的迅捷程度而言，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往往在两天内即可获得一手资讯，实属“一线城市”，而武汉、长沙、杭州等地均在三天内以后才能实现信息覆盖，只能屈居清末信息传递“二线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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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辅燿《怀怀庐日记》记载爆炸案消息
在更为偏远的甘肃、广西等地，爆炸案消息传达到的日期更为滞后。担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1849-1917），在九月初三日方才获得消息。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九月初三日日记记载，“阅邸抄，京师正阳门外火车开行，炸弹猝发，车内毙一人，车外毙三人，泽公及外务部侍郎绍英均受微伤。非常之变也。”叶昌炽通过最为传统的邸抄途径获得消息，然而邸抄传播以来邮传系统，至于兰州，距离案发已过去一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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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昌炽像，选自《清代学者像传》
【日记探微︱三十种日记中的“出洋五大臣被炸案”】而在西南边陲的广西，时任边防督办的郑孝胥（1860-1938）迟至九月初十日，才知悉爆炸案。日记写道：阅上海报，至廿八日。出洋各大臣廿六日上火车时，有掷炸弹者，泽公、绍英皆受微伤，遂未行。郑孝胥既没有通过电报、邸抄获得这一信息，他获得爆炸案消息居然是通过阅读上海的报纸。郑孝胥获取资讯的严重滞后应当归结于上海报纸发行至广西所需的漫长时间。这也再度表明，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读报获悉此事。时任温处学务分处编检部主任的刘绍宽（1867-1942）也迟至九月十三日，方才通过阅报得知此事，并在日记中摘抄报刊消息云：“载泽、绍英、戴鸿慈、徐世昌、端方五大臣出洋，在火车被炸，载泽微伤，绍英较重。”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有幸读到那些报纸。热衷于阅读《申报》的浙江台州人黄秉义（1874-？）在台州只能读到并不连续的《申报》片段，故日记也未载此事。由于电报的影响，一些远在海外的外交人员甚至比国内许多人更早知晓此事。以记载出使日记闻名的张德彝（1847-1918）其时正在伦敦，所著《八述奇》八月廿九日日记云：酉初外务部来电，云考察大臣廿六上车尚未开行，忽有炸弹轰震之事，五大臣及随员均无恙，泽公、绍右丞微有碰伤，将息就痊，仍即起程。从张德彝记载看，当时外务部的消息已经不准确，五大臣根本没有很快起程，而是住院，行程延宕许久。然而张德彝也许受到火车一词的提示，当天的日记在这条信息之后，接着记载英国某火车发现一个装有英镑和食物的篮子。令人莫名其妙。时在德国柏林的驻德公使馆二等译员王承传爆炸案发生后数天，正在奥地利等地旅行，并未在日记中直接写到爆炸案，但此事的后续影响在他的日记中仍有体现。十月二十八日日记记载，“接外务部来电，知考察政治五大臣尚未起行。”十一月十四日日记载，“阅洋报载：‘考察政制大臣，昨由天津起行矣。’”从王承传由西方报纸获知消息来看，当时外交部传递信息有时不比西方媒体更顺畅。事实上，王承传等人在柏林获知国内消息严重滞后，如十月初八日，王承传才接到外务部八月廿二日任命汪大燮为出使美国大臣的咨文。四、爆炸案的余波从爆炸发生的京师，到滨海的天津、上海、广州，再到兰州、广西等地，有关爆炸案的消息逐步扩散，最终甚至穿洋过海抵达欧洲等地。爆炸所造成的影响也逐步发酵，影响与之有关的许多人。就出洋五大臣考察团而言，一些随从人员的命运也因此改变。有的人付出身体受伤的代价，更多的人尽管身体没有受伤，人生选择却发生新的蕲向。著名古文家吴汝纶之子吴闿生（1877-1950）原拟随绍英一道出洋考察。突发的炸弹令他行程受阻。9月27日，也就是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三天，吴闿生悄悄回到保定，并将现场情况如实告诉他的朋友贺葆真（1878-1949）。吴闿生在保定逗留十几天后，决定另做打算。《贺葆真日记》1905年九月十日（10月8日）记载：“吴辟疆来。辟疆以山东杨莲甫中丞电招，将委以济南学务，欣然欲往，乃来京辞绍公，不作海外游矣。辟疆游海外，凡所闻见，将必发之于文章，益于辟疆者甚大，乃以炸弹之故止其行，诚辟疆之不幸矣。”炸弹改变了吴闿生的人生规划，他决定接受山东巡抚杨士骧（字莲甫）的召请，前去担任山东学务处委员。作为桐城派的盟友，贺葆真认为此事不利于吴闿生扩张他的文学与事业，为之感到惋惜。然而对当事人吴闿生而言，爆炸不仅令他惊魂未定，也令他重新思考出洋的利弊，对他而言，放弃出洋考察成为在此成为更好的选择。然而，对爆炸案的核心人物——出洋五大臣而言，突如其来的炸弹虽改变他们的行程，引发短暂的惊惶，但他们从心底认为这起刺杀活动不过是偶发事件，如徐世昌所言，是“可怪”而已，他们不曾料到这是革命党人此起彼伏的暗杀行动中的一环，也不曾料到这件事将深远影响晚清政局走势。炸弹案没有造成出洋五大臣的重伤，仅仅绍英受伤住院，而其他人则是接连探望。如徐世昌在八月廿九日（9月27日）即，“出门到法国医院看绍越千伤痕，谈良久。又看萨郎中。”他们互相看望和慰问受伤的同僚，与日常友朋之间的探望和慰问并无多大区别。在他们眼中，这次炸弹袭击仅仅是一次意外，一件发生在京城的寻常治安事件。而对王振声这样的局外人而言，这更是平常的一次意外事故。在探望了绍英伤病之后，王振声日记再不曾记载此事相关的任何讯息，他每天忙于准备奔赴徽州知府任上的各项准备工作，11月20日，王振声乘火车南下赴任去了。不过，对王振声而言，他仍然记得9月12日，面见慈禧时，慈禧的训谕：“时事艰难，应饬州县官认真勤事，不可因循怠惰。现在兴办学堂甚要紧，须多设小学堂以开民智。”慈禧谆谆于民智的开启，并感叹“办事之难”，她也许确实希望整个帝国循序渐进走上立宪的道路。五大臣和慈禧一样认为这样的改革速度已足够迅猛，然而历史进程却嫌弃他们行动太慢。这年十一月，因炸弹案拖延三个月多的出洋五大臣考察团总算成行。张謇在当年十一月末的日记中写下“立宪近况记略”云:立宪之机动于铁、徐之入政府，端之入朝，振贝子又助之陈于两宫。慈圣大悟，乃有五大臣考察政治之命。既盛宣怀于召见时首倡异议，袁世凯亦依违持两可，会八月廿六日车站炸弹事发，慈圣大震，而小人得乘势以摇之，然五大臣之命不可遂收，故反复延宕至三月之久。……要之，宪政之果行与否，非我所敢知；而为中国计，则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此事将于明年秋冬之际卜之。因为炸弹案，张謇对于立宪的前途不再信心满怀，而是充满担忧。张謇所担忧的并非炸弹案，而是经由这一微小事件造成整个立宪大好形势的动摇，在慈禧等上层看来，出洋五大臣的考察再度成行不过是政治的惯性作为。张謇认为这件事的成效如何将在1906年秋冬之际见分晓。1906年，在立宪形势仍不明朗的局势下，炸弹案却再次爆发。六月底，京城的端方宅邸遭到炸弹袭击。在刑部为官的唐烜（1855-1933）很快将这件事与去年出洋五大臣被炸事联系起来。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廿九日日记云：入署，散值赴东四牌楼访孙祥卿，晤谈。至谳局，拟往贤良寺拜刘仲鲁太常，不果。自去岁诏遣五大臣出洋考查政治，八月廿六日启行，方齐集正阳门外火车站，突被炸弹阻回，至十月始出都，均有戒心。闻近日星使回国，在上海、天津皆用声东击西之术，意在令人无从捉摸，致有行踪诡密之讥，何不达如是也。……在署闻前日东华门端午桥节使宅内，于下午三钟时忽被炸弹轰伤五人，立毙者三人，内有日本人一名，奇矣。当下的炸弹案很快令唐烜想起去岁的变故，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已经令五大臣在回国之后自诡行踪，以保护自身安全。然而，京城里端方的宅邸仍遭到炸弹袭击。可见对一般官员而言，此事令他们戒心倍增。不过，值得玩味的是，远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对这件事可能没有那么关心，宋教仁日记没有与爆炸案有关的直接记载。仅仅在1906年1月21日日记中云“笃生、王慕陶来。笃生自北京来，充出洋考察政治大臣随员者也。（是日清出洋大臣戴、泽等抵京），谈良久出。”杨毓麟（字笃生，1872-1911）的到来，给宋教仁带来不少信息。然而或许出于保密的缘故，宋教仁并未提及他们的谈话是否涉及去年那场爆炸案。不管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并不关心这件事的也大有人在。爆炸案发生那天，远在两千里外的王闿运（1833-1916），刚从湘潭抵达长沙家中，由于人口太多，他不禁在日记中自嘲，“新闻纸无新闻，斗室顿增十余人，喧哗拥挤，陈婿乃从李生同寓旅客寓，亦一新闻也” 。王闿运并不知道北京城在这天发生了大新闻，还嘲笑报纸没有新闻可读。只在八月廿八日，他的学生李某前来“言外夷皆欲效专制，而端方乃方议立宪，今之愚也” 。王闿运并不赞同立宪，对此事也就十分冷漠。此后数十天，王闿运带着家眷和门生，乘船浩浩荡荡沿江北山，九月八日游玩君山岛，此后他北游至陕西，十二月方才回湖南，并无一语提及爆炸案。在江南活动的中下层读书人吉城（1867-1928）正在江苏东台创办新式学堂，其《遐年砚簃日记》完整记载光绪三十一年间事，却丝毫不见爆炸案的踪影。在广西帮办军务的孟森（1869-1938），日记也不载此事。在西藏驻藏办事大臣有泰（1844-1910），日记也无一语道及爆炸案。看来并不是那么多人那么关心时事。当然，也不排除这些人虽然知道这件事，但限于日记体例或其他原因，他们并不把爆炸案写进日记。不管怎样，从日记这种特殊题材对爆炸案的记载情况来看，似乎可以清楚区分哪些人对时事新闻特别关心，由此也可以推测这一时期有关革命和立宪的冲突究竟左右了多少人的思想世界。在爆炸案发生前的三十多年间，慈禧在国家内外交困中的表现已给世人留下诸多负面印象，人们对她充满怀疑。等到1910年，清王朝预备立宪时，一切都来不及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距离五大臣出洋考察不过六年时间。然而，在1905年徐世昌、绍英和戴鸿慈等人的日记中，这次爆炸事件并非重大事故。可是从爆炸案消息传递的范围不断扩展来看，从这一消息不断进入私人化的日记写作中来看，爆炸案的确已经成为官员和文人的严重关切事件，尽管他们努力克制自己在日记中表达丰富的思考和情绪，但众多日记对这件事的集中关注，本身已构成有意味的事件。文人们在日记中对时事的这种普遍关切，尽管在形式上较为寻常甚至有点枯燥，所记载的内容也大同小异，然而许多人在私密写作中“复制”此类消息，使得爆炸案这一的消息成为群体性瞩目的焦点，由此构成时代风会的指征。同时，经由爆炸案，不同时空环境下的文人的日记，也具备对读的可能。文人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写下爆炸案这件事，使得爆炸案成为观测身处不同时空文人所思所感的通道。由此，零零散散的日记具备重新连接成为整体观照时代的重要材料、重要视角，同时，也不妨成为有意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