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是一种无因性的证券，票据权利则是一种无因性的金钱债权 。按照通说，票据权利是票据金额给付请求权，票据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通用货币，但是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货币，它实质上是一种金钱债权的证券，持票人占有票据，并不等于占有票面记载的金钱；票据权利的享有者，必须是合法的持票人，以不法方式取得票据之人，不得享有相关的票据权利 。
若一个民间借贷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贷款人以票据的方式履行出借款项的义务，借款人取得票据权利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其一是依出票行为取得票据，即借款人之间原无票据权利，贷款人将其有权依法制成的票据交付给借款人，借款人此时最初地取得票据权利；其二是通过票据的继受取得而取得票据权利，即借款人从享有票据权利的贷款人处以法定方式取得票据，从而取得票据权利 。
就第一种方式而言，较常见的是开具支票 。实践中有两点至关重要：首先，票据的形式应当合法，表现在票据上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必须有完全的记载；票据上的文字必须清晰；不得记载导致票据无效的有害记载事项等；其次，票据取得行为应当合法，贷款人应当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借款人不存在欺诈、恶意等不法情形 。
就第二种方式而言，借款人取得票据权利的方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记名票据，要通过贷款人背书转让方能取得票据权利；不记名票据，要通过贷款人的交付行为方能取得票据权利等 。
无论在民间借贷合同的成立过程中，借款人是通过何种方式取得票据，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借款人仅仅通过占有相关票据并不当然享有票据权利，必须符合《票据法》所规定的要件，借款人才能真正的取得票据权利，相关民间借贷合同才能成立 。
二、高利放贷的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
按《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之规定，禁止通过民间借贷合同高利放贷 。按照此规定，涉高利放贷的民间借贷合同将会被认定为无效 。
在《民法典》公布之前，有关高利贷的规范大多通过司法解释体现，并未有从立法层面明确“禁止高利放贷” 。《民法典》正式实施后，对于高利贷的原则性绝对禁止将是首次出现在民法条文中，既顺应了近年来社会各界要求打击高利放贷的呼声，也显示了国家对于高利贷的绝对打击决心 。
在民间借贷合同纠纷领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二十六条规定，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年化利率未超过24%，人民法院支持这部分利益；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年化利率超过了24%但未超过36%，人民法院对于超出年化利率24%的部分是不予支持的，如果借款人自愿履行，则不得要求返还；对于借贷双方约定年化利率超出36%的部分，人民法院认定超出部分无效，且如果借款人已经偿还这部分利息，出借人应当返还 。
按照该司法解释，高利放贷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并不当然无效 。举例说明：甲乙双方都系自然人，双方订立民间借贷合同，甲向乙出借人民币100万元，并约定年利率为40%，还款期限为一年 。按照上述司法解释，乙在一年后如果向甲交付了利息40万元，其中的24万元利息在司法解释所规定的24%的范围之内，故而是完全合法的，甲当然可以不予返还 。对于其中的12万元利息，属于司法解释中规定的24%到36%的范围之间，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乙是非自愿向甲支付该部分利息，则属于自然之债，乙也不得要求甲进行返还 。而其中剩下的4万元利息，系超出年化利率36%的部分，按照司法解释属于绝对无效的，乙如果已向甲交付了此部分利息，则有权要求甲返还此部分利息 。
显然，该司法解释规定，对于打击针对学生群体的“校园贷”、针对中老年群体的 “套路贷”、针对妇女群体的“裸贷”以及互联网各大名为借款实则以各种名义进行高利贷App或电子平台所推出的受众广泛、影响恶劣的其他高利放贷行为，并无益处 。
未来伴随科技互联网的发展，相对于过去，高利贷平台或个人将突破时间、空间的影响，产生更加复杂恶劣的社会不安因素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高利放贷部分的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因此出于维持经济健康运转的需要，《民法典》从上位法的高度首次明确禁止高利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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