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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沟通神人”的玉石信仰

月亮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沟通神人”的玉石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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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着浓厚的“崇玉”情结 ， 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 。 口前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大墓中出上了大量的玉器 ， 而陪葬的物品也往往是逝者生前所喜爱的东西 ， 《吕氏春秋·节丧》:“夫葬所爱所重 ， 而以生者之所甚欲 。 ”古人有着“事死如生”的观念 ， 所以墓葬中的布置诸如陪葬玉器也往往反映了逝者生前的生活喜好 。 《吕氏春秋·侈乐》曰:“世之人主 ， 多以珠玉戈剑为宝 。 ”
春秋战国时候的人们认为玉器是最宝贵的物品 ， 在关键时候献上玉璧往往还可以起到免除战争的效果 。 可见玉器在春秋战国时代具有非常大的能量 。

玉与天、神《说文解字》曰:“玉 ， 石之美 。 ”然而 ， 玉器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被人们所广泛尊崇可能并不仅仅因为“玉石”这种石头外表美观 ， 其背后应当有着更深层的驱动力一一“玉石”承载着一定的精神信仰 。 在早期文化中 ， “玉”往往与“天”联系在一起 ， 而天又与“神”相关 ， “在周代以来的中国传统宗教祭祀对象中 ， ‘天’是居于首位的神抵 。 人们曾尊‘天’为至上神 。 ”
由此 ， 玉也就与“神”联系 ， 成为了神圣的物体 。 对于这种将“物”神圣化的现象 ， 有学者将之定义为“拜物教” 。 有关拜物教的崇拜对象 ， 布罗赛斯认为:“异教神学的这两个组成部分 ， 它可称为‘神物’ ， 如在非洲黑人中间 ， 因此我称之为‘神物崇拜’ 。 我想习惯性的运用这个词 ， 这些事物被变化为神 ， 甚至在这些物体就严格意义上说还不是神的时候 ， 也己附有某种神的品格 ， 诸如神谕、护符、法宝之类 。 ”
【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沟通神人”的玉石信仰】而玉也与此类似 ， 它成为了古人心中的“神物” 。 由于这种神物带有了“神”的品格 ， 当大禹治水成功的时候 ， “玄圭”这种沟通神人的神物就出现了 ， 上天赐给禹“玄圭”是对他治水功绩的认可与嘉奖 。 而当武王准备伐封的时候 ， 这种神物又出现了 ， 《墨子·非攻下》曰:“赤鸟衔归 ， 降周之岐社 。 曰:‘天命周文王 ， 伐殷有国”.
上天通过赐给周人“赤硅”这种神物传达了自己的旨意即天命的归所 。 而“赐圭”这种观念也深深地影响到了周代的统治者 ， 他们把“圭”作为一种得到上天认可的信物并将这种观念运用于实际的统治之中 。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 ， 由于“天子”是天帝的儿子 ， 所以他往往可以“代天行事” ， 赐给臣下于圭以示这些臣子得到了上天的认可 。

《周礼》以天、地、东、南、西、北这样的空间顺序规范了祭祀中的用玉制度 。 而《吕氏春秋》则不同 ， 它以春、夏、季夏、秋、冬这样的时间顺序来规范天子生活中的佩玉制度 。 郑玄注《周礼》则将祭祀中的用玉制度在时间与空间上统一为一体 。 这样 ， 用玉制度便有了完善的体系且带有了更深层的含义 。
除传世文献外 ， 玉器能“通神”这种观念在玉块、玉磺、玉璧等史前玉器中也可得到证实 。 以西辽河流域为重心的东北地区 ， 是我国玉块出现最早的区域 。 “史前时代的玉块 ， 最初的、最普遍的、最持久的用途 ， 无疑是作为耳饰的 。 在出上玉块的各地区中 ， 长江下游地区的玉块用途最为广泛 ， 不但用作耳饰 ， 还用作胸饰 ， 甚至用作陈祭之物 。 ”而“耳饰”可能并不仅仅只是一种饰物 ， 它应该有着更特别的意义 。
由于“玉”器带有“神”的品格 ，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佩戴玉器就意味着能够实现与神的沟通 。 而人们与外界沟通信息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口视与耳听 。 相对于眼睛来说 ， 耳朵上佩戴玉器显然更方便且不影响日常的生活 。 因此早期的氏族首领们便将玉块佩戴在耳朵之上 ， 借助这种神话想象完成了与神的沟通 。
“玉磺”也有着沟通人神的功能 。 距今六千五百年左右 ， 长江下游地区的马家洪文化中开始有了玉磺的出现;到了裕泽文化时期 ， 则在单件玉磺的基础上出现了将双磺并列放置于颈部的现象 。 “进入良渚文化中期后 ， 以单磺作为项饰的简单样式己经很少见了 ， 其佩戴的部位也由单一的颈部拓展到项胸之间乃至胸(腹)部 ， 玉磺的使用者儿乎无一例外地属于身份较高的权贵阶层 ， 而精美华丽的玉磺俨然己成为少数人炫耀身份或地位的一种重要标志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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