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沟通神人”的玉石信仰( 二 )



然而 , 史前玉器的主要功能应该不仅仅在于美化 , 而应当有着内在的精神信仰作为驱动力 。 磺可能是神圣的“龙”与“虹”在人间的替代物 , 其中潜含着天人沟通的神话信仰 。 而玉盘则可能与太阳、月亮等天体有关 , 它们在外形上有着一定的相似度 , 我们现在也依然用“玉盘”一词来指代月亮 。 邓淑苹女士也认为璧与太阳的运行有关 。 然而 , 与太阳相比 , 在早期人民神话思维的类比想象中 , 璧可能更接近月亮 , 因为白玉、青玉等玉器在色泽上与月亮更为相似 。
可见 , 在早期文化中 , 玉器能起到沟通神人的作用 , 而通过对这些“通天”的物质的占有 , 统治者也显示出其独具的“通天”的能力 。 这样 , 通过对这些“通神”物质的控制 , 统治者也赋予了王权以神圣的性质 。
玉与王权在早期文化中 , 玉是沟通神人的工具 , 然而“神人沟通”的具体实施者则是巫 。 具体表现就是早期玉器中以块、磺、璧、踪等玉神器为主 , 而到了龙山文化时期 , 这些玉神器则显著地减少了 , 并且开始出现了圭、璋、刀等象征王权的玉兵器 。
巫能“以玉事神” , 虽然董仲舒对“王”字的解释有些牵强 , 但其中却有一个暗示:王能沟通天地人神 。 事实上 , 王本身即常是巫 。 王本身就常是“巫” , 这也有效地将王权与神权结合了起来 。 而“王”也往往通过对这些“通天资源”的独占而显示着他高居于别人之上的“王权” , 这在玉钱等玉器中可以得到证实 。

和氏璧与传国玉玺《吕氏春秋·异宝》曰:“今以百金与传黍以示儿子 , 言以示贤者 , 贤者必取至言矣 。 ”在《吕氏春秋》“异宝”篇中 , 作者将黄米饭团、百金、和氏璧与道德名言做比较 , 突出的是突出道德名言的珍贵 , 然而它也从侧面说明了和氏璧的珍贵 。 然而和氏璧的价值到底有多高呢?秦昭王打算以“十五城”换“和氏璧”的结果虽然未能实现 , 但是却暗示了一个信息 , 即“和氏璧”的价值很高 , 大到可以用“十五城”来换的地步 。
为什么和氏璧的价值如此之高呢?如果按物质和精神的两分法来分析的话 , “和氏璧”显然不可能给秦昭王带来多少物质生活方面的改善;那么就只能从精神方面去探究了 , 而精神方面的能抵得上“十五城”价值的显然非和氏璧能“通神”莫属了 , 对这种“通神资源”的独占则本身就是王权的象征 。
如果说“和氏璧”所暗含的“通天”及“王权”的属性是隐性的话 , 那么“传国玉玺”所具有的沟通神人及王权的象征这两种属性则是显性的 。
“传国玺的出现 , 标志瑞玉除了代表皇帝个人身份之外 , 还包括天下之人口和上地 , 也就是国家社程 , 谁掌握了传国玺 , 谁就掌握了社程、国家的权柄 , 其统治符合天命 , 便是合法的皇帝 。 ”“天命”意即神的旨意 , 《诗经·大雅·大明》中就表现出这种文化现象的基本特征:“维此文王 , 小心翼翼 , 昭事上帝 , 命此文王 , 于周于京 。 ”所谓“有命于天” , 即是指“受命于天” 。 除周之外 , 商也有着类似的“天命”神话 。

“传国玉玺”除了表示“受命于天”外 , 还是独尊的王权的象征 。 较早的关于“玺”的记载是《逸周书》 。 而“玺”在秦之前可以指“印” , 因其往往为官员们所掌握 , “玺”最早可能用作打封泥的 , 在封泥上形成标记以防止有人私拆公文、私开库府等 。 可见 , 从秦开始 , 天子印便“独以玉”且“独称为玺” , 成为独尊的王权的象征 。
“和氏璧”与“传国玉玺”都是具有“通神”性质的工具 , 秦昭王、秦始皇也打算通过对这些“通神资源”的独占而显示着他高居于别人之上的“王权” 。
结语秦王族尊崇玉器 , 这不仅表现在传世文献中 , 而且在出土文物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 秦国的玉器由于在造型、纹饰等方面与东方其它国家大不相同 , 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特征 , 所以亦被学界称之为“秦式玉器” 。
秦式玉器以其独特的特征区别于东方诸国 , 其主要特征有三:一是其独特的造型 。 秦式玉器中有一些独特的造型 , 而这些造型则不见东方诸国 。 如亚字形透雕玉饰 , 宫灯形镂空玉佩 , 能显示出线锯的痕迹 。 这种镂孔不见于同时期的东方诸国 。

秦式玉器的出现 , 一方面展现了秦王族重功利的族群特点 , 表现在秦式玉器中 , 则是其雕刻工艺相对粗糙 , 样式相对简单 。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秦王族有着深厚的玉崇拜信仰 , 诸如宝鸡秦公一号大墓出上的玉器 , 其数量和精美程度都达到了秦国玉器的极致 。 而如此大规模的玉器的使用也证明玉石神话信仰在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中国之前便己从“精神上”统一了中国 。 因此 ,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 玉石神话信仰为秦王族将来的“大一统”提供了广泛的文化认同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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