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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570明代山西“绛州 万历三十三年 站银”五十两银锭（GBCA MS61）明代国家税收主要来源于田赋和徭役。“站银”即驿站夫役折银，亦是徭役折银的一种，由开设驿站的州县征收，大部分存留地方，用于支付当地驿站的日常开支，部分解送户部以充边境军费。明代驿站制度十分发达，其主要职责是接待官员、传递公文和运输官方货物。在驿站当差的人员统称驿传夫，早期来自徭役中的杂役，由各州县按户抽丁，或出钱粮雇人代役。嘉靖以后，各地将驿传夫役改为随粮摊派，折银上缴，由官府支银招募。由于驿站每年开支巨大，所用经费均由国家与地方财政拨款，所以，站银成为明代的一项重要税种。据2013年李晓萍著《明代财税银锭考》一书记载，存世的站银实物，仅发现湖北汉阳县、山东莱芜县二枚五十两银锭。此枚山西绛州大宝，是目前所发现的第三枚明代“站银”实物，也是唯一一枚山西“站银”遗存，国内外相关文献目录均未见记载，公开拍卖尚属首次，对于明代驿站制度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实物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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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577清代直隶“顺天兵饷会源足银”三两银锭（GBCA MS63+）顺天府是明清时期北京地区最高行政机关，辖区范围含北京城及周边各县。清兵有满兵旗营与汉兵绿营之分，此类顺天府兵饷银，即为顺天府发放给满汉士兵的饷银，目前市面赝品较多，传承有绪的真品一物难求。此枚底部旧贴“中国北京顺天府饷银”完整收藏纸条，出自2010年秋季北京拍卖会海外集藏专题，必令藏家为之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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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594山西“民国年月 太原晋胜银行”五十两银锭（GBCA MS63）来源：岭南著名银锭收藏家旧藏出版：《银的历程》，页114，浙江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2015年展览：“中国钱币学会金银货币专业委员会会员藏品精粹展”，浙江省博物馆，2016年1月15日1913年1月1日，晋胜银行由大清银行山西分行改组而成，是阎锡山政权的“私资银行”，随后在多地设立分行，主要发行纸币，办理汇兑、存放款等业务。晋胜银行总行执事人贾继英，曾任大清银行山西分行经理，其通过关系，拿到交通银行在山西的业务代办权，并代理发行交通银行纸币。当时，晋胜银行在阎锡山政权的扶植下，资本充足，业务发达，盈利远超过同时期的山西官钱局和中国银行太原分行，成为阎锡山在山西统治时期的重要官僚资本金融机构。1919年山西省银行成立，资本更加雄厚，业务发展迅速，晋胜银行相形见绌。次年，北洋政府再次颁布《修正取缔纸币条例》，规定凡发行纸币的银钱行号，都要接受财政部的检查与监督。阎锡山认为用款将不甚自由，遂于1921年令晋胜银行停业。此锭即为晋胜银行委托银炉铸造，作为发行钞票的兑换储备金，铸额无多，留存至今所见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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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595清代浙江“念八年 浙海关 吉字”五两圆锭（中乾评级 近未使用）浙海关是中国最早设立的四大海关之一，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设于宁波江东，统管浙江全境进出口关税事务。五口通商之后，由于兼顾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颇有不便，咸丰十一年（1861年），另设浙海新关，专门征收出入宁波港的国际贸易关税。而原来的浙海关则改为常关，只办理过往近海的小型木帆船过关纳税等事宜。鸦片战争后，割地赔款使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关税收入多被用作战争赔款以及各种外债偿还，白银大量流出海外，只有极少被销铸成形制统一的海关税锭上缴国库。后经历朝历代的熔毁改铸，海关税锭存世少之又少。在这些海关税锭遗存之中，浙海关属最稀见的品种之一，目前发现不超过十枚，公开拍卖鲜有出现。此枚由宁波颇具规模的吉字银号代铸，打戳周正，气孔细密深邃，品相上佳。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很早开启海上贸易。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中西贸易逐年增加，西班牙、荷兰等外国银元随商船源源不断流入福建，成为当地主流货币。此时银锭在福建民间已乏人问津，铸造量锐减，旧锭大多回炉改铸，惟藩司、盐道与海关等上缴税项，因朝廷的坚持还以银锭形式起运。至清末，即便是税银，也因纹银短缺而逐渐改用洋钱，银锭在福建随之绝迹。因此，留存至今的福建银锭少之又少，且基本都为咸丰以前铸造。其中十两圆锭，因铸工较为粗糙，锭面罗纹粗大，锭体形似馒头，俗称“馒头锭”，真品极难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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