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二弟反目背后:薪水都上交二弟媳,最后却被赶出家门


鲁迅和二弟反目背后:薪水都上交二弟媳,最后却被赶出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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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刻板、言辞辛辣、难以接近”已经成为了大众对于鲁迅的固有印象。记忆中鲁迅有张严肃的脸,两撇长长的胡子顺着嘴角向下延伸,因此显得表情更加凝重,所以初看起来,不了解内情的,会当鲁迅是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不容易相处的人。但是熟悉鲁迅的朋友们会知道他是个性情最温和不过的君子,除了文学创作以外,鲁迅在生活中极少与人产生冲突。1923年发生了一件震惊北京文坛的事情,鲁迅被同胞二弟周作人以一封言辞决绝的绝交信隔绝了二人的关系,至此之后兄弟二人老死不相往来。据知情者披露当年事件细节可知,最先挑动战争的是周作人,他竟亲手将大哥一家人赶出了两家合住的八道湾胡同11号院。更加过分的是,这所宅院当初是由大哥鲁迅单独出资购买的,到头来却落了个“净身出户”的结局。素日待人温和的鲁迅为何会与周作人发生龌龊,周氏兄弟究竟因何而阋墙,也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最难解的一个谜,他们之间的故事就从这个七拐八绕的胡同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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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道湾胡同深处的“周宅”在中国的传统观念当中一直有父死子继,长兄为父的观念。鲁迅先生十五岁时因父亲骤然薨逝而致使家道中落,周氏一门旁系分支亲友欺负鲁迅的母亲没了丈夫倚仗,肆意妄为的侵吞本该属于他们母子四人的财产,身为长子的鲁迅便从那时起看透了世态炎凉,被迫一夜之间长大成人。辛亥革命后,鲁迅先生正式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一名教员,他于第二年随教育部迁到北平任职,鲁迅独自一人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一开始没有固定的居所,只是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中将就着度日。鲁迅独自北上后心内感到无比的孤独和悲凉,他分外思念身处于绍兴老家的母亲和兄弟。直至1917年,二弟周作人因工作调动也来到北平与鲁迅团聚,彼时二人还是兄友弟恭的和谐之景,他们相互扶持终于在偌大的北京城逐渐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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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鲁迅先生总结了手头上这几年的积蓄再将老家的旧房估了估值,两笔钱加在一起算下来可以在北平购置新的大宅院,一家人便可再次团聚。北京的房屋很有意思,它是由一条条的胡同串联起来的。胡同大多直来直去,很少有曲折拐弯的形态,因为胡同本身就窄,走进曲里拐弯的地界儿让人就感觉更加地逼仄,好像怎么走也走不到底。可是鲁迅偏偏就看上了这“八道湾胡同”,这个胡同在北京算得上是头一份的蜿蜒曲折,老北京人常说:“进这个胡同至少得绕八个弯儿才能出的去!”所以一般人都不爱住在这儿。民国之后,八道湾才开始真正吃香起来,“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八道湾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一种闹中取静。置身于其中,别有一番“曲径通幽处”的滋味,后来八道湾颇受一些文人喜爱。八道湾胡同的11号院,三进三出拢共二十八间房,买房和装修费用加一块竟高达四千元银洋,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算,为此鲁迅先生还借了五百元外债才勉强凑齐。但这一切都是为他人做嫁裳。在整个过程当中,二房周作人虽分文未出,却在八道湾的周宅当中,占据了最主要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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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鲁迅先生的母亲鲁瑞年事已高,他的原配妻子朱安老实木衲,当家做主的权责便旁落到了二弟媳妇羽太信子手中。并且鲁迅一以贯之的“先人后己”政策总是驱使他把最好的留给弟弟们,他让周作人夫妇和周建人夫妇居住在后进带小院的大房子中,中进留给了母亲和朱安,自己居住在条件最差的前院。每月鲁迅与周作人的薪资都统一上交到羽太信子手中,之后各房开支都统一交由信子分配。这两兄弟的工资加在一起至少有六百元左右,如此的收入水平在当时看来可真不算低了,然而羽太信子不仅做上了“月光族”,还常常拉起不少外债。据统计羽太信子掌家后,单由鲁迅先生出面借来的贷款就高达21笔,关于这件事鲁迅曾在书信中与许广平抱怨过:他们大病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居家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钱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的,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三弟周建人也记述过二嫂的挥霍无度,信子雇佣了多名家仆,日常生活中动辄一席饭菜就要花费不少银钱,若是一个不得她称心如意,刚刚做好的饭菜就全部退回厨房,行事派头比周家做京官儿的祖先还要大。八道湾胡同11号院外面的牌子虽然明明白白写着两个大字“周宅”,但是从以上事实来看,姓周的人在这宅院中的话语权实际上很低,因为真正负责管家理财的是周作人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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