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里的循吏与酷吏有什么区别,司马迁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

《史记》中的酷吏不同于今天的酷吏,内中也有清浊正邪之分。如郅都、张汤等,用法严苛,但还算清正之官,任内也做了些实事。说到清正的酷吏,大家脑子里或许还会想起另一位鼎鼎有名的清官——海瑞。
海瑞抬棺骂嘉靖皇帝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他刚正秉性和死谏直谏的勇气在古代士大夫中也是凤毛麟角的,史书、笔记、小说中还有他许多为官清廉的故事,不光如此,他还是个能臣干吏,在以前的文章中我们详细讲解过这个人物。对海瑞有酷吏的印象,很大部分原因是传说他为了清廉名声而活活饿死了自己的小女儿,其实这是文人笔记里记载的事儿,不足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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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上倒还真有他施法严酷的记载:“举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谓今当用此惩贪。”海瑞上疏建议皇帝,凡是官员贪八十贯就要处以绞刑,《明史》评价这个建议为“劝帝虐刑”,其实正如海瑞奏疏说的“陛下励精图治,而治化不臻者,贪吏之刑轻也。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礼之说,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礼,而民则何辜哉?”海瑞的残酷是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绝不是对平民百姓的,后世人反以为海瑞是酷吏,不辜负了刚峰先生一片爱民之心了吗?
循吏,是与酷吏相对应的。司马迁在《循吏列传》开宗明义:“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不是严刑峻法,而是守法循理的官吏。司马迁记载了五个循吏的事迹,也寄予了他的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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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是孙叔敖。
楚庄王觉得货币轻,就更换更重的货币,百姓觉得不便利,市场扰乱,一下子就萧条了。楚相孙叔敖就向楚庄王进言,还是换回原来的货币比较好,果然不出三天,市场繁荣就恢复了。
楚国民俗喜欢矮车子,楚王觉得矮车子不方便马拉车,就要当时下令人人把家里的车子都垫高。孙叔敖觉得一下子强制改变多年来形成的民俗,百姓会不知所从,就劝楚王:“您如果一定要把车子都变高,那还有别的办法,可以下令百姓们把家家的门槛都提高。乘车子的都是有身份的人,不会出门一趟下车好几次的。”楚王听从了建议,过了半年,百姓们自己就把车子都垫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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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司马迁发表了感叹:“此不教而民从其化。”他理想的循吏能通过巧妙的方法使百姓们自己行动起来,达到自己施政的目的,而不是像楚王一样,只依靠自己这一纸政令,而不顾扰民与否。
第二位是郑相子产。
传中没说具体的故事,只是概括性的说:“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
其实子产也是孔子特别推崇的一位政治家,他死的时候,孔子还哭道:“子产,古之遗爱也。”他施政的理念在别书也可见,最著名的是“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乡校是郑国百姓论政的地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有人就建议子产把乡校给废了,省得百姓天天指摘当政者得到过错。子产却说,百姓的诉求很值得参考,他们喜欢的就该推行,深恶痛绝的也应该废止,绝对不能作威作福堵塞言路。这一点上,子产的作为还值得舆论收紧的今天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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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位有儒家仁政的理想,也有道家无为而治的风范。不过司马迁说的循吏既要守法,又要循理,当两者出现冲突时呢?
传中有位叫石奢的,楚昭王的丞相。走在路上,看见县城有人杀人,追上去抓追凶犯,却是自己的父亲。思忖片刻,父子伦常,如果抓父亲入狱,就是不孝,放了父亲,又违背法律,这是不忠。所以,他就把父亲放走了,自己去认罪伏法,既循伦理,又遵法律,这就是个称职的循吏了,这样的选择《孟子》里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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